
在河家岩口南眺綦江。通讯员 李冬学 摄

志愿者在何家岩古寨寻访中央红军长征转战綦江期间,反动地主凿刻的标语。通讯员 杨剑泉 摄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政治局会议,确定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1935年1月7日凌晨,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城,引起川军及川黔边境反动势力的恐慌。
“郑八字”的反动标语
2021年5月16日,“綦走发现”志愿者在永新镇垭口村与江津西湖镇交界的何家岩口,寻访乾隆年间綦江县令张任佐“立峰”题刻(详见本报2024年3月21日、27日,4月3日、10日《汉渝连线:你不知道的綦江县令张任佐》系列考证报道)时,在观音庙旁寨门遗址石壁上,发现几处已被凿除、依稀可辨的字痕。
时年91岁的张华明老人居住在天台水库堤坝附近,老人精神矍铄、耳聪目明、行走自如。据他回忆,何家岩口地处綦江河边,是升平场通往山上关圣场的川黔古道,商旅往来频繁。当地一名绰号“郑八字”的地主,为配合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长征红军,在此培修古寨,并在崖壁錾刻反动标语:“活捉朱毛,奖金十万元”。
这一说法是否属实?笔者查阅长征时期相关文献,查到多条同类悬赏记录:
1930年7月28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曾在《江西民国日报》发布悬赏,称“活捉朱毛捆送来辕者,合赏洋十万元。”
长征开始后,1934年11月11日,上海《申报》在《湘粤剿匪情报》栏目登载:“广州十日路透电:粤飞机今日飞过共匪盘踞之区域,凡生擒朱德或毛泽东者,赏现资十万元。”
1935年2月9日,《大公报》刊发《蒋电川购缉匪首》,第一条即为“毛泽东、朱德、徐向前,生擒者各奖十万元。”
……
这些悬赏通告传单,除了伴着红军转移,沿路用飞机撒布外,还以正式通电形式下发,覆盖红军途经的湘、粤、桂、黔、川、滇等省的省政府、绥靖公署、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再层层转至各县政府、区乡公所,要求地方军警、保安团、保甲体系组织执行。綦江及周边机构当时收到相关指令具备合理性,张华明老人的口述可以得到史料旁证。
张华明的记忆重构
标语刻成不久,红军一部翻越娄山关,一路向北,经松坎攻克酒店垭,一部还进驻到羊角场,直接威胁驻守九盘子的川军。红军持续北进的佯攻态势,令“郑八字”十分恐慌,担心红军很快抵达、自身获罪,于是悄悄凿除了这条反动标语,石壁上凿痕留存至今。
张华明老人回忆,当年他年仅四五岁。一天早晨,他跟着父亲去赶升平场,还亲眼见到崖壁上的标语;当日下午返程时,大部分字迹已经被凿掉。没有见过原刻的人,很难猜到文字内容。老人还笃定地说,石壁上这一列凿痕,正是这条九字反动标语留下的。
志愿者分析认为,人在成年后,对四五岁时的片断留有深刻印象,多属于场景化的碎片记忆。当时张老至多五岁,即便识字,也未必能识全标语文字。但他为什么有这么深刻的印象呢?大概率是当天父亲路过时指认讲解。后来慢慢长大,跟着父亲或独自到升平赶场反复强化记忆,每一次路过都加深一次印象,再经记忆重构,才保留至今。
张华明老人还介绍,“郑八字”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亡去。他有两个兄弟,其中一个的女儿还是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前夕,这名地下党员曾跪在家里苦苦劝说父亲,希望他幡然醒悟,却未能动摇其顽固立场。因其长期站在人民对立面,最终难逃人民的审判。
夏奠言的南路防务
另据重庆中美书店1935年5月10日发行的《川滇黔剿匪从征别记》记载。该书为时任四川剿匪区安抚委员会宣传组代理主任刘东岩以战地记者角度撰写的日记体文稿(注:文中“匪”为国民党对红军的蔑称,全文同;该书存在美化当局的表述,阅读时需加以辨析批判),刘东岩于当年1月8日晚抵达綦江现城,随即赶往綦江南部重镇东溪。
刘东岩记述:“时东溪居民,闻该地正绅夏奠言毁家纾难,特出任綦江南路防务指挥,即驻该镇。人心因之稍安,迁家者亦渐观望缓移”,夏奠言“倾其积蓄以济军食,并出肩重任以安定一方人心,私心大为快意。”刘东岩与夏奠言是六年前旧识,“甫抵东溪,即往造访。”
据1991年出版的《綦江县志》第二十四篇第一章《人物传》记载,证实了刘东岩文中所述夏奠言在长征红军转战黔川期间,企图抗御红军北上的史实。史料同时载明,夏奠言曾拜吴佩孚为义父,赴洛阳在吴佩孚部担任秘书三年,先后任綦江县团练局局长、贵州省习水县县长等职。人民政府开展反动党团登记工作时,夏奠言拒不投案自首,1951年1月19日在东溪经公审后被处决。
夏奠言之子夏经进2006年到访东溪中学时,赠予笔者一本三峡出版社出版的个人作品集《阳光之旅》,书中《“夏”说》一文提及:“祖父夏华清人称夏四皇帝,父亲夏奠言称夏二太子。可见他们在县城中的吓人高位。”该文还提到,夏奠言是晚清知府张华庭的女婿(详见本报2023年11月8日、15日、22日、29日《“正己化人”张华庭》系列考证报道),其背后盘根错节的地方权贵势力由此可见一斑。
刘东岩还再书中介绍了夏奠言布设的南路防线:“东自箭头垭,以迄撮箕口、马项垭,西抵习水县之东胜场……共长一百余里。”夏奠言虽深知防堵压力巨大,却仍自以为“山形复杂,僻路难出”“初亦无甚大险也”。
战局很快发生变化,红军攻占桐梓后,黔军副军长侯之担不顾川军旅长廖海涛等“匪军在前面,主帅他适,势将摇动军心,影响战局”的劝阻,弃黔入川,于1月13日21时抵达赶水。“民众突闻侯氏离黔,愈疑大局不妙,因此翌晨之扶老搀幼以逃避者,不下数百人。虽加抚慰,亦难镇静浮动之人心。”
局势紧张之下,夏奠言加紧筹划负隅顽抗。他集中训练两个模范中队,“在前方担任警戒”,八九个精选中队,“担任后方勤务以维交通”。同时,以綦习联防主任的身份,于1月11日前往习水县,“条台场查勘筑工与布防地带”。对东溪要塞,他定下预案:“决心于万不得已时,则死守琵琶寨以牵制匹众,而便响应救援前线之官军”,并落实到具体行动中:“爰征集附近民工,到寨修筑城垣”。(未完待续)
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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