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州市博物馆陈列的东汉陶俑，居中者为持瓜庖厨俑。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 摄

历史的笔墨不只聚焦名川大山，也可关注田间地角里的一个南瓜，一位只会家常菜肴的烧锅师傅。上期考证文章介绍达州市博物馆馆藏持瓜庖厨俑时，着重提及这件器物上疑似“南瓜”的造型刻画写实、辨识度极高。这一发现打破了以往学界认为此类瓜形图案仅见于巴蜀崖墓的固有认知，也为我们深入考证綦江横山一带汉晋崖墓中同类形似南瓜的石刻图像，开辟了全新的研究视角。

公开信息无踪影

9月20日，达州市博物馆的常统专先生给我们传来了出土于达川区南外镇曹家梁东汉砖石墓，且同柜展出的三件陶俑尺寸，以助“綦走发现”进一步研究。其中，持瓜庖厨俑，横宽（两肘间）7.6厘米、厚6.4厘米、高11.8厘米；吹箫俑，横宽（下摆）11.5厘米、厚9.6厘米、高18.3厘米；抚琴俑，横宽17.2（两手间）厘米、厚11.3厘米、高20厘米。三者并排陈列，持瓜庖厨俑身形矮矲（bà）矲，很容易被参观者忽略。

《考古》杂志1995年第一期刊发的《四川达县市曹家梁东汉墓》清理简报中，该处M1、M2出土的同为安坐姿态的吹箫俑通高25厘米，抚琴俑通高32厘米。博物馆陈列的这三个陶俑与之相比，规格更显矮小，特别是持瓜庖厨俑的高度只有这两个俑的47%、37%。

综合该简报介绍的随葬器物中并没有持瓜庖厨俑这一情况判断，持瓜庖厨俑及同柜展出的两个俑，应出自曹家梁东汉砖石墓群中没有公开发掘简报的另外11座墓葬。

此外，该馆公众号将抚琴俑和两公里外三里坪汉墓出土的御手俑作为汉俑代表，导致研究者因时空阻隔而没能关注到持瓜庖厨俑，自然也就无从探究其独特价值。

重新断代理脉络

不过，根据M1、M2的考古简报，将曹家梁砖石墓的时代整体推定为东汉晚期的结论有待商榷。

一是出土的铜钱仅有5枚，铭文为“大泉五十”。因王莽篡汉后，忌讳“錢”字与“劉”字都带有“金”部，铸钱时下令‌将“錢”改为音近的“泉”，寓意货币像泉水一样“流行无不通遍”。其中“大泉五十”是当时铸量最大的一种，始铸于西汉居摄二年（7年），明确了两个墓的年代上限。

“大泉五十”法定废止时间为新莽地皇元年（20年），替代的等值货泉仅重5铢。因而“大泉五十”以12铢的重量成为民间认可的硬通货，仍有少量继续流通至东汉初年。

自古以来，市场流通的货币总体上都是新旧混用，但新钱的数量更大。这就导致古代随葬铜钱，大多直接取用于墓主时代的流通货币，自然形成“当朝为主，前朝为辅”的大体规律。依此断代，两座墓下限大概在东汉初期。

如果这两座汉墓为东汉中期以后，距东汉建立最短已有60年，按当时人的寿命计算也过了一代人，随葬钱币实物或钱纹上应有始铸于建武十六年（40年）的法定“五铢”铭文，但两座墓并没有。

如《考古》1988年第3期刊发的《四川绵阳河边东汉崖墓》一文介绍：“铜钱11枚中，既有直径约2.6厘米的‘五铢’钱，也有一枚直径2.7厘米的‘大泉五十’。”

二是出土陶俑中，通高32厘米的抚琴俑最高，其他陶猪、陶狗、陶鸡等都显得很小巧，这两期文章重点解析的持瓜庖厨俑等陶俑的体貌更显袖珍。

《文史杂志》2006年第4期刊发的‌由四川省博物馆研究员魏崴所写的《从汉陶人物俑看汉代四川社会》一文中明确：“东汉早期的陶俑从体形上看较小，制作也较为粗糙。到东汉后期至蜀汉，陶俑的体形不仅变大，而且制作也更为精美。”可见，曹家梁汉墓中的陶俑不会迟于东汉早期。

三是出土的摇钱树座残件虽已失去断代特征，但目前学界公认摇钱树图腾起源于战国时期的巴蜀地区，两汉之际已完全成型，之后才逐步向周边地区传播。而目前有确切纪年的最早摇钱树座是云南昭通的“建初七年（82年）”。这就不能排除达州残件成型于东汉初期。

四是出土的陶水塘为长方形，无水田，符合两汉之际出现的无水田陶水塘特征。与圆盆（盘）形，小块水田占比提升的东汉中晚期风格差距很大。

综合以上判断，曹家梁东汉砖石墓大概属东汉初期，不会迟于东汉早期，其中的持瓜庖厨俑亦是如此。这个断代完整构建出汉代川渝地区酷似“南瓜”的图像，其寓意的清晰演变脉络为：从东汉早期砖石墓中营造“事死如生”生活场景的世俗食材写实复刻，发展到东汉中晚期崖墓中代表“空洞灵瓜”的升仙意象神圣重构。

暂无类似持瓜俑

成书于西汉宣帝中后期（约前66年至前49年）的‌《盐铁论》一书，第二十九则《散不足》部分载：“今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郡国繇吏，素桑楺偶车橹轮。匹夫无貌领，桐人衣纨绨。”译为：现在的丧事，花重金置办与生前一模一样的大量随葬品，连地方小吏都能用上桑木揉制出的人偶和车辆轮毂等明器。普通民众一件完整的常服都没有，随葬的人俑却穿上高档丝织衣服。

该记录本意是抨击愈演愈烈的厚葬靡风。但结合上下文可知，早在西汉中期，丧葬用品就已经覆盖全阶层的市场供给，厚葬陋习已经倒逼产业升级，实现了“一条龙”服务。

结合同为‌达州曹家梁东汉砖石墓出土、同柜展出的吹箫俑、抚琴俑与他处明器类似等特征判断，持瓜庖厨俑虽然稀见，但大概仍是模具批量生产，进入市场流通的商品。

甘肃省伏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伏羲文化》杂志编辑王文清先生分享了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第一代文博考古学者刘志远领衔编著的、文物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的《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一书，提醒笔者不要局限于庖厨俑、庖厨图的专项研究文本，扩大范围检索前人研究成果，尽可能找到新的佐证。

曹家梁是距东汉时巴郡宣汉县治两三公里的关键交通要冲，附近的三里坪于1987年、1991年先后发现10余座东汉墓葬，《四川文物》1997年第一期刊发了该处M4的清理简报，但随葬陶俑只有驾驭俑和只剩下头部的残俑。

再拓展检索，仍未发现对曹家梁东汉墓持瓜庖厨俑或其它汉墓类似持瓜俑的记录，变相佐证了“綦走发现”最早将该俑作为研究对象，且填补了“汉代砖石墓葬中未见疑似‘南瓜’实物图像，汉墓瓜图像原型大概率为蔬菜类瓜，东汉庖厨俑和庖厨图画像体系中纯素食场景”等三项学术空白的观点。（未完待续）

文/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