秧李熟了。

这是我每年夏天都会想起的一句话。我不是刻意要想起的，只是到了这个时节，水果摊上但凡出现各种李子，那股子熟悉的酸甜味儿就会从记忆深处翻涌上来，把我一下子拽回老家——赶水马龙山。

老家的田，是一片连着一片的。站在山腰往下看，那些水田像大大小小的镜子，歪歪斜斜地拼在一起，映着天，映着云，也映着山。五六月间，雨水多起来，田里的水满满的，刚插下去的秧苗还不太高，一棵一棵立在水中，青青的，嫩嫩的，风一吹就轻轻点头。

就在这个时候，田坎边上的李子树也挂果了。那种李子我们叫“秧李”，因为它的成熟期恰好跟插秧的季节叠在一起。果子不大，圆滚滚的，皮薄得几乎透明，红润润的颜色从里面透出来，像小姑娘害羞时脸上的红晕。摘一颗下来，在衣角上擦一擦，咬下去，先是酸得人眯起眼睛，紧接着甜味儿就上来了，汁水顺着嘴角往下淌，满口都是夏天的味道。

其实，这个季节老家的水果蛮多的。李子、杏子、杨梅，一茬接一茬地熟。那些果子一个比一个酸，酸得人牙根发软、腮帮子冒水，酸得让你怀疑人生。可奇怪的是，你偏偏舍不得扔掉，咬一口皱一下眉头，缓一缓又咬第二口，就这么酸酸甜甜地嚼着，嚼着嚼着，夏天就过去了。现在想来，那种酸不是果子的错，是那个年代的水果本来就该有的味道——没有催熟，没有保鲜剂，阳光和雨水给了它们多少，它们就还给你多少。

那时候我大概七八岁，最盼望的就是这个时节。各种水果熟了，稻田里也开始热闹起来。我们这群孩子，放了学书包一扔就往田埂上跑。大人在后面喊：“莫下田莫下田！小心有蛇！”我们嘴上应着“晓得了晓得了”，脚步却一点没慢下来。

其实我们最惦记的不是李子，是黄鳝。

黄鳝这东西，狡猾得很。它们喜欢在田坎边上打洞，洞口圆溜溜的，藏在泥巴和水草中间。大人说黄鳝洞不止一个出口，有的有三四个，你堵了这个它从那个溜了，所以白天根本抓不住。只有等到深夜，月亮明晃晃地挂在天上，田里的水安静下来，黄鳝才从洞里探出头来透气。这时候打着手电筒照过去，光柱直直地射在水面上，黄鳝就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乖乖地停在那里一动不动。眼疾手快伸手下去，一抓一个准。

记得第一次跟着堂哥去捉黄鳝，是偷偷去的。那晚我假装睡着了，等煤油灯熄了，就光着脚溜下床。堂哥已经等在院坝边上了，手里提着一个铁皮桶，桶里装着手电筒和一把用竹片削成的长镊子。我们俩蹑手蹑脚地穿过竹林，走到最远的那块田。月光洒在水面上，青蛙叫个不停，一蹦一跳的，秧苗的影子一根一根地倒映着，像画上去的。

堂哥把手电筒打开，光柱贴着水面缓缓扫过去。忽然，他停住了，示意我看——果然，靠近田坎的水底，一条黄鳝正安安静静地躺着，尾巴微微摆动。堂哥慢慢蹲下，手伸进水里，又快又准地捏住黄鳝的脖子，猛地提起来。黄鳝在他手里扭来扭去，滑溜溜的，差点挣脱。他赶紧丢进桶里，盖上盖子，冲我咧嘴一笑，露出两颗虎牙。

那一晚我们捉了七八条，桶里哗啦哗啦响，心里美得不行。可回来的路上就出事了。我太得意，没看清脚下，一脚踩进了刚插好秧的那块田。泥巴又软又深，半个小腿陷进去，抽出来的时候带起一大坨泥，几棵秧苗被我连根带起，歪倒在一边。我看着那几棵倒下的秧苗，脑子里嗡嗡响——完了，回家要挨打了。

果然，第二天一大早，奶奶就发现了田里的脚印。她站在田坎上，背着手，也不说话，就那么看着那几棵歪倒的秧苗。我站在她身后，低着头，脚趾头在地上抠来抠去。过了好半天，她才叹一口气，说：“秧苗也是有命的，栽下去不容易，你一脚就给人踩了。”说完转身走了。我以为没事了，结果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爸回来了。他一进门就问：“哪个踩的？”我躲在厨房门后面不敢出来。那天晚上，我结结实实挨了一顿揍，屁股上红了好几条印子，火辣辣的痛了好几天。

可小孩子记吃不记打。过了两天，堂哥又来约我，我又去了。只是这次学乖了，专挑秧苗长得深、已经扎稳了根的田去。大人常说，秧苗刚栽下去那几天最娇气，根还没长牢，一碰就倒；等到过个十来天，根扎下去了，秧苗也站稳了，就不那么怕碰了。我们便掐着日子等，等到秧苗长定了，才敢放心大胆地下田。

那时候我们不懂什么叫“农时”，只知道什么时候能下田捉黄鳝，什么时候不能。现在回想起来，大人说的每一句话，其实都跟这片土地上的节律有关。什么时候该插秧，什么时候该补秧，什么时候秧苗经得住踩，什么时候不能碰——这些规矩不是人定的，是这片田教会人的。而我们这些顽皮的孩子，就在这些规矩中间磕磕绊绊地长大，跌跌撞撞地学会了什么时候该收敛，什么时候可以撒野。

后来我离开了老家，去乡里读初中，再后来，又去了更远的地方读书、工作。老家的田，一年只回一两次。每次回去，总能发现一些变化——田块变小了，房子稀了；种稻子的人少了，荒着的田多起来了。田坎边上的李子树还在，只是果子熟透了也没人摘，落了一地，红红的，像碎了一地的胭脂。

今年夏天我回去了一趟，正好赶上插秧的尾巴。我跟堂哥——他现在已经年过五旬，两鬓有了灰，肚子微微发福——站在老田边上抽烟。我说：“哥，还捉黄鳝不？”他笑了一声：“捉啥子哦，现在田里都打农药，黄鳝早没了。”两个人站在田埂上，默默抽完一支烟，什么也没说。

田还是那块田，山还是那座山，可又不是从前的那块田、那座山了。从前田里有黄鳝，有泥鳅，有青蛙，晚上蛙声一片，吵得人睡不着；现在那些声音都小了，偶尔听见一两声，也显得孤单。从前田坎上的李子树，果子又红又甜，我们爬上爬下，树枝都压弯了；现在树还在，可再没有小孩子去爬了——他们都去了镇上的学校，周末还要上补习班。

那天傍晚，我一个人走到田埂上。夕阳斜斜地照着，水面泛着金光。秧苗已经长到小腿那么高了，密密的，绿绿的，在晚风里轻轻摇。我忽然想起小时候那些夜晚，手电筒的光柱、铁皮桶里的哗啦声、满手的泥浆、屁股上的红印子……那些事情好像就发生在昨天，可掐指一算，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

我随手摘了一颗田坎边上的秧李，在衣角上擦擦，咬了一口。还是那么酸，酸得我眯起了眼睛，然后甜味儿慢慢泛上来，像那些渐渐模糊又清晰起来的记忆。

老家这个地方啊，小时候总想着要离开，觉得山太高，路太窄，外面的世界才够大。可真等离开了，走得远了，才发现它一直揣在怀里，沉甸甸的，走到哪里都甩不掉。你飞得多高多远，根始终扎在那片水田里，扎在那个有蛙鸣、有秧李、有黄鳝洞的夏天里。

秧李一年一年地红，稻子一年一年地黄，我们这些从田埂上走出去的人，一年一年地往回望。回不去了，可又从来没有离开过！田埂尽头，故乡既在眼前，也在心里。

这就是我的老家，酸是故乡甜是梦。既是梦想开始的地方，也是梦想的归途。走再远，心里总有一块田，水满满的，秧青青的，田坎上站着一个七八岁的自己，手里攥着一颗熟透的秧李，酸酸甜甜的，咽下去就成了一辈子的念想。

文/孙治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