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会春给志愿者们讲当地人对崖墓的认识。通讯员 王德芳 摄

志愿者测量“摇钱树”图案数据。通讯员 方兰 摄

在“綦走发现”的田野调查中，对文化遗存的具体位置，全靠热心的当地人指引。由于本名、俗称的区别，问询双方常会出现鸡同鸭讲般的茫然。

比如在寻找本系列考证的永城镇庙子顶崖墓群的路途中，连山脚下忙农活的83岁老人萧会春等萧家塆民众，都不知道庙子顶在哪里，也不知道什么叫崖墓。直到我们口头描述形状加上手势反复比划才明白，并说他们叫那里苗子顶、苗咀咀，不叫庙子顶。

本系列前三期对该处崖墓的考证，都指向了中原文明特征。该处崖墓是否还有其它线刻画，能够体现“僰人汉墓”的族群遗存？本期继续专注。

三层尖顶并非“阙”

在现场探访前的资料搜集中，志愿者们了解到苗子顶崖墓群临崖一孔崖墓有一幅“阙”图案。

崖墓里的阙，一般都是成对出现。多数刻画在门框外壁，如本系列考证文第十七期、第二十四至二十五期先后解读的江津区柏林镇沙河村长沟崖墓群、綦江郭扶镇与贵州习水坭坝乡交界的龙洞河左岸崖墓。也有刻画在内门框侧壁上的，如本系列考证第六至八期剖析的中峰镇新庄村郑家屋基崖墓群。

只刻单阙的崖墓也有，如市级文保单位文龙街道亭和村七拱咀崖墓群，本系列考证第二十二至二十三期介绍的南川犀牛岗崖墓群。需要注意的是，2026年3月15日、27日两度追访的亭和村鸡公石崖墓群同一墓门外壁虽然有两处“阙”刻画，但从两者分别居于墓口上方和右侧，以及前者高23厘米，后者高64厘米，且刻画繁简差异特别大等特征判断，也应该是独立存在的单阙。

但经2026年3月22日、4月8日对苗子顶崖墓群的两次实地踏查，在门框外壁及内门框侧壁都没有找到“阙”的影子。唯一可能被视作“阙”的，只有墓室左壁靠近墓门处的一幅高58厘米、宽42厘米的、对角线长64厘米的图案。仔细观察发现，这幅疑似“阙”图案分作明显的三层结构。

下面两层几乎同宽，都是长方形基座，加居中的等腰梯形“身子”组成。梯形的上下底比例约为1：3。基座与梯形下底宽的比例略低于2：1，高的比例约为1：2。顶部第三层却是基座，加上与基座等宽、基座两倍高的等腰三角形组成。

崖墓里配“阙”，通过本系列考证一年多的“大众考古”田野调查，“綦走发现”已经不稀奇，并认识到墓阙是流行全国的丧葬建筑，既显威仪辟邪，又象征仙界天门，不是西南少数族群的文化符号。基本结构有阙基、阙身、阙楼、阙顶，各部位自然衔接。

但苗子顶崖墓里的这幅线刻图，构造却与志愿者们先前所见的“阙”大相径庭。如果非要视作“阙”的变体，又明显呈上重下轻的画风，绝非追求稳固的建筑应有的形制。那它究竟是什么呢？

误作“阙”的昆仑山

本系列考证第三十五期至第三十九期文，对郭扶镇骑龙村一组沙台崖墓群里的柿蒂纹刻画的中原文化特征解剖过程中，查阅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7期刊发的，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零撰写的《“方华蔓长，名此曰昌”——为“柿蒂纹”正名》一文，了解到目前发现的最复杂的柿蒂纹图案，非重庆巫山县出土的一件鎏金铜牌饰莫属。

在这枚鎏金柿蒂纹铜牌中，上方花柄处画有三座仙山。中间的一座靠右，体量最大，设有一架直梯直达太阳。右侧上、下两座仙山均较小，貌似配角。还有一座规格更高大的转向天梯，在三座仙山间回环穿越，终上云霄，把仙山群的意境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1998年第12期《考古》刊载的，巫山县文物管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丛德新、罗志宏共同执笔的研究成果，《重庆巫山县东汉鎏金铜牌饰的发现与研究》一文中，明确将该鎏金柿蒂纹铜牌中的这座仙山群定义为昆仑仙山。

笔者把苗子顶崖墓群的疑似“阙”图案与巫山鎏金柿蒂纹铜牌昆仑仙山图比较发现，它们表达的意境几乎相同。

东晋郭璞注《山海经》卷之二《西山经图赞》载，“昆仑，三层，号曰‘天柱’。”郭璞《尔雅注疏》卷七载，“昆仑丘，昆仑月精，水之灵府，惟帝下都，西老之宇，嵥（jié）然中峙，号曰‘天柱’。”

成书于汉武帝初期（公元前139年左右）的‌《淮南子·地形训》载，“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

综合这三处古文献记载，可知昆仑仙山是‌三级垂直结构，层层向上的三座山的总称，在中国上古神话中被定义为“登天路径”之“天柱”。

苗子顶崖墓群的疑似“阙”图案，不论是数量，还是形状、意境，皆与巫山鎏金柿蒂纹铜牌昆仑仙山图一样，符合《山海经》中描述的“天柱”——昆仑仙山。显然不是僰人族群的文化符号。

綦江首见“摇钱树”

再仔细观察，苗子顶崖墓群的昆仑仙山三角形尖顶上还插着枝干，从基部起就一分为三，梢尖都挂有一张圆叶。再放大圆叶，中间有方孔，明显就是方孔铜钱的样子。绕着图形看，昆仑仙山除底座外，三方都还散刻着多枚这样的方孔铜钱。

“仅凭这个形状即可判断，这就是不容置疑的摇钱树，东汉时期四川地区非常流行的树形陪葬明器。”志愿者“搬螃蟹”惊喜地告诉志愿者们，“除四川地区外，相邻的云、贵、鄂西、陕南、甘肃、青海等地也有摇钱树出土。”

据《重庆日报》2015年刊发的《两千多年前，重庆就有了“摇钱树”》一文中，来自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消息，重庆地区已出土的“摇钱树”及树座已有近百例，绝大多数属于东汉晚期，其中涪陵、丰都、忠县三地出土的占总数近80%。未见渝南黔北地区有“摇钱树”遗存的考古发现。

可见，苗子顶崖墓里新发现的“摇钱树”，虽然并非明器实物，只是线刻图案，但同样填补了渝南黔北地区的空白，对研究该地区汉晋崖墓的文化特征，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实物旁证。

（未完待续）

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