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观测崖墓细节。通讯员 张喜莲 摄

志愿者观察沙台崖墓内楴蒂纹的异同：蓝框内为四方花，红框内为“四正”“八位”方花。通讯员 张喜莲 摄

本期继续围绕郭扶镇骑龙村一组沙台崖墓群，结合国内具有普遍性与代表性的馆藏文物及古籍文献记载，对其后壁柿蒂纹刻画展开深入考证。

柿蒂图配“四灵”文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铜镜历来是道家术士辟邪的重要法器。西汉经学家刘歆《西京杂记》载：“系身毒国宝镜一枚，大如八铢钱，旧传此镜照见妖魅，得佩之者为天神所福，故宣帝从危获济，及即大位。”文献记载汉宣帝（公元前91年—公元前48年）幼年遭巫蛊之祸，因佩戴身毒国宝镜而逢凶化吉、登基称帝。东汉方士郭宪《洞冥记》亦记：“望蟾阁十二丈，上有金镜，广四尺。（汉武帝）元封中（公元前110年—公元前105年），祗国献此镜，照见魑魅，不能隐形。”

考古实物显示，汉代铜镜中柿蒂纹饰较为常见，部分配有铭文，为解读提供依据。如广东大观博物馆藏汉代柿蒂纹铜镜，铭文为：“秩官宜孙”“尚方御镜大毋伤，左龙右虎辟不祥，朱鸟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寿敝金石如侯王”。

铭文揭示柿蒂纹四瓣分别对应“四灵”，即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此类“四灵”崇拜是全国通行的传统建筑布局规制，显然并非包含僚人在内的西南土著族群习俗遗存。

柿蒂“四灵”图同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核心期刊《考古》1998年第12期，刊载巫山县文物管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丛德新、罗志宏执笔的《重庆巫山县东汉鎏金铜牌饰的发现与研究》。文中介绍出土于巫山磷肥厂附近汉墓的孤品D类铜牌饰，整体呈柿蒂形，花瓣两弯以团花点缀；上、下方为朱雀、玄武，居花瓣中心；左、右青龙、白虎躯体与花瓣上缘重合，头部前伸覆于团花之上，前肢踏于花柄，形成龙虎对峙之势。

本系列考证第三十五期提及的甘肃张掖市博物馆藏东汉柿蒂纹“四灵”神兽砖，正面以双线构成内外两重正方形，中心满刻柿蒂纹，两框之间由对角线分为四区，分别刻画“四灵”。对比可见，广东大观博物馆铜镜以铭文明示“四灵”，重庆巫山鎏金铜牌、甘肃张掖神兽砖则以图案直观呈现，内涵一致。

图文并茂“新”铜镜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新有善铜”四神博局铜镜，饰有四灵与柿蒂纹，外区铸64字隶书铭文，与广东大观博物馆藏镜同为七言句式，其中6句42字完全一致，首句“新有善铜出丹阳”为其定名依据。据权威资料，“新有善铜”四神博局柿蒂纹铜镜出土范围较广，集中于河南洛阳、湖南、甘肃、陕西、广西、安徽等地，铭文略有差异但核心内容相同。

学界共识：“新”指王莽新朝（9年—23年）；“丹阳”即今安徽铜陵秦汉铜矿冶遗址；“尚方”为汉代皇室御用器物官署。由此可知，西汉晚期安徽产铜料已进入皇家工坊，所制御镜经赏赐等途径流通全国。以上四类文物从多重角度证实，汉代柿蒂纹与“四灵”紧密结合，属全国通行文化符号，并非西南僚人族群特有习俗。

镇妖辟邪释“四灵”

前述铜镜铭文“辟不祥”“顺阴阳”，明确柿蒂纹兼具镇妖辟邪功用。其理论依据见于汉魏《三辅黄图·汉宫》：“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此句阐明“四灵”定四方、序天地的观念，是中国古代宇宙观与空间布局的核心依据。

“四灵”逐步被神格化：青龙为孟章神君、白虎为监兵神君、朱雀为陵光神君、玄武为执明神君。帝王营建宫阙遵此布局以顺天道、和阴阳，民间亦广泛用于建筑与风水实践。《礼记》载“如鸟之翔，如蛇之毒，龙腾虎奋，无能敌此四物”，凸显“四灵”至尊至强的神力。同期，古代天文学与原始道教融合，形成“四灵二十八宿”星神体系，进一步强化其守护四方的功能。

综上，从帝王宫阙到民间宅第，从方位标识到辟邪祈福，柿蒂纹器物与装饰已融入汉代社会生活。沙台崖墓后壁柿蒂纹刻画，应是墓主取其镇妖辟邪、护佑升仙之意，而非当时尚未见于史籍的僚人族群习俗。

柿蒂画出“八瓣花”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7期《“方华蔓长，名此曰昌”——为“柿蒂纹”正名》中，北京大学李零教授指出，部分方花纹于四瓣间另加四小瓣，四瓣表四正、四瓣表四隅，由四瓣演为八瓣，用以标识八位。如“新有善铜”四神博局铜镜、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玉盒盖、山东嘉祥东汉永寿三年（公元157年）许安国祠堂画像石，均刻八叶柿蒂纹。

沙台崖墓后壁第四排方花纹中，中心图案两侧柿蒂纹四角各附独立指南针状小花。与之相近者：故宫博物院藏汉代四神博局铜镜柿蒂纹四角饰指南针状小花，作“回”字变体并加“人”字㔶（kǎng）住，形似饱满麦穗；山东济南魏家庄墓地出土西汉四乳四虺（huǐ）镜，柿蒂纹花瓣间各饰纤细花苞，状如桃叶。上述文物均与李零教授观点吻合，且出土地距僚人活动区约两三千里，直接证明此类柿蒂纹非僚人文化遗存。

（未完待续）

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