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台高浮雕宝塔崖墓。通讯员 杨剑泉 摄

探访途中志愿者采集到的柿蒂与沙台崖墓柿蒂纹的比对。通讯员 张喜莲 摄

上一期，我们追溯郭扶镇骑龙村一组沙台崖墓后壁的柿蒂纹至西汉，这期我们进一步追踪其始见时代、发展流变，探寻其蕴藏的文明密码。

镜铭释“方花”

既然柿蒂纹在汉代就已广泛见于墓内画像，那么它有何指向？

中国文物学会青铜器专业委员会会长、北大资源学院文物鉴定专业教授孔祥星，在文物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中国铜镜图典》中介绍，战国铜镜中“凤鸟镜”“禽兽镜”的配饰里广泛使用柿蒂纹，只是孔教授将其命名为“大扁叶形纹饰”。

据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7期刊发、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零撰写的《“方华蔓长，名此曰昌”——为“柿蒂纹”正名》一文介绍：汉代铜镜最为流行的便是柿蒂纹，其原型是战国铜镜上的大四瓣花。

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中原藏镜聚英》中，长期深耕中国古代青铜镜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趁意，收录了两件铭文相同的战国铜镜，识读为“此曰昌方，华■长名”，并将铜镜上的扁叶形花纹称为“昌方纹”。对于“■”字，王趁意先生表示“至今尚未有人能确识”，仅摹字形、阙疑不释。

李零教授指出，战国秦汉时期流行以四瓣花标志四方，柿蒂纹只是四瓣花的一种。他将“■”字辨识为“蔓”字，又克服“铭文绕纽环置，无起始点”的困难，依据韵脚将全句识读为“方华蔓长，名此曰昌”，进而阐释“方华”即“方花”，意为标志四方的花，“柿蒂纹”实则是“方花纹”。

器物证流布

战国时期流行的柿蒂方花纹，不仅见于镜鉴、墓葬配饰，还出现在剑首、瓦当，以及生活中的铜器、漆器等器物上。例如：

河北博物院收藏的战国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形制类矮小桌子），出土于平山县中山王墓，铸造时间可追溯至距今2300年前，其中心纹饰便是典型的柿蒂方花纹。该文物在2002年公布的《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中榜上有名。

河南洛阳博物馆收藏的战国错金银带流铜鼎，出土于洛阳西郊小屯村战国墓，器表装饰为呈轴对称布局的方花纹与三角云纹。

湖北荆州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文物——战国楚漆虎座凤鸟悬鼓，出土于今沙市区。鼓面通体髹黑漆为地，三重同心圆上布满多色彩绘纹饰，中心的柿蒂纹饰因简洁大方尤为抢眼。

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柿蒂纹谷纹玻璃剑首，出土于长沙南门外东塘的楚墓。

四川宣汉县罗家坝遗址战国墓葬群出土的嵌错狩猎纹铜壶，胸部与腹部相邻的四组狩猎图中心均为方花纹。

西安瓦当艺术博物馆公众号介绍，出土于秦栎阳遗址、秦雍城遗址等秦地的战国葵纹瓦当，呈现“当心饰方华纹，环饰葵纹”的画面。这类瓦当纹饰虽非典型柿蒂状，在已发现文物中数量也不占绝对优势，但将其视为柿蒂纹雏形在建筑中的出现，是合理的。尤其是咸阳宫出土的秦瓦当，卷草纹环饰的柿蒂纹形象更为明显，印证了瓦当柿蒂纹从抽象到具象的演变。

以上器皿分别出土于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陕西。据考古发现，江苏、浙江等地亦有不少柿蒂方花纹器皿出土。可见，早在战国时期，柿蒂方花纹就已广泛流行于全国各地及生活器皿中，显然并非包括今綦江地区在内的西南僚人族群遗俗。

史前寻源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主任王仁湘先生，分别于2022年9月20日、10月5日在微信公众号“器悟”上推出《追踪柿蒂纹》《柿蒂纹高庙寻踪》两篇力作。他通过分析大量出土的文物图案，将柿蒂纹的历史前推至距今约7800至6600年前——中心区位于湖南洪江市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高庙文化白陶上的四瓣方花纹。

王仁湘先生在文中还明确，距今7000至5000年前庙底沟文化彩陶上流行的一种四瓣花纹饰，即为方花形。2023年中央电视台春晚的舞美设计中，由四瓣花结构演化重构而成的演播厅顶部艺术装置，创意便借鉴于此。

“木中根固，柿为最，俗谓之柿盘。”这是晚唐著名文学家、笔记小说家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名句，本指在各类树木中，柿树的根系最为发达、稳固，俗称“柿盘”。生活常识告诉我们，柿子果实即便成熟后，柿蒂与柿果通常不会分离，且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果肉不会自然软化，需经泥水浸泡等脱涩处理后才会变软变甜。

《酉阳杂俎》还记载：“俗谓柿树有七绝：一寿，二多阴，三无鸟巢，四无虫，五霜叶可玩，六嘉实，七落叶肥大。”就连落下的叶片，因宽大厚实，《新唐书》中也留下了书法家郑虔“柿叶学书”的典故。可见柿子全树皆为宝，古人自然对其青睐有加，在生活器皿或建筑配饰等各处广泛采用柿蒂形象装饰，并将其升华赋予吉祥寓意，也就顺理成章了。

“方华”解寓意

“华”的繁体字为“華”，在先秦文献中已广泛使用，本义指植物的花朵，如《诗经》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隰（xí）有荷华”等句；《尔雅》称“木谓之华”，亦强调木本植物的花。后来，“华”又衍生出“光华”“精华”“华美”等抽象意义，汉代《说文解字》便有“华，荣也”的解释。

“花”为后起字，约在北魏太武帝时期（408—452年）新造出现，专门承载“华”的“花朵”本义。

以上“华”“花”的汉字发展史，印证了李零教授“方华即方花”的判断。李零教授还依据春秋战国秦汉以来的诗赋推断，“方华”亦可理解为“芳华”，指香气芬芳的花朵。如屈原《楚辞·九章·思美人》中“芳与泽其杂糅兮，羌芳华自中出”一句，翻译成现代白话即为“芳香与污秽混杂在一起呵，芳花终究会卓然显现”。

由此可见，李零教授对战国铜镜铭文“方华蔓长，名此曰昌”的断句，向我们揭示：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中国古人使用“方花纹”，便是取“香花藤蔓，向四周绵延不绝”之形，寄托“放眼四望，一切顺昌”的美好愿望。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中国古人早在战国时期就将新石器时代生活用具上出现的方花纹，逐渐继承并发展为柿蒂纹——这或许正是因为柿子树“根固、果坚、用途广”的特性，被古人赋予了“家业稳固、国祚绵长、无所不能”的良好寓意。

显然，从最初四瓣花的简洁实用，到柿蒂纹的吉祥寓意，这一流变过程是中华文明随时代不断升华的见证，更坐实了柿蒂纹并非汉代以后才出现的僚人族群遗俗这一结论。

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