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里，公园里挤满了放风筝的孩子。他们手中，无一例外都拿着精美的风筝：碳纤维骨架轻得仿佛没有重量，尾穗是机器编织的，每一个结都一模一样。这些风筝飞得很高、很稳，可我总觉得，少了些什么。究竟是什么呢？

小时候，每当柳絮飘飞，暖阳一照，我和村里的玩伴便按捺不住——放风筝的时节，到了。

放风筝，先要学会做风筝。

做风筝得备齐材料：首先是竹篾，要到后山选生长三年以上的老竹，劈成竹片，再削成细条；纸是祖父读过的旧报纸，或是我练过毛笔字的毛边纸；浆糊则是祖母用面粉熬的，黏稠稠的，带着麦子朴素的香气。

竹篾要用小刀细细削，削到拇指宽窄，再在火上小心烘烤，弯出弓一样的弧度。力气大了，“啪”一声便断；火候过了，焦黑一块，前功尽弃。我性子急，头几年，不知折损了多少竹篾，手上也被小刀和篾片划开许多细口。

祖父是个沉默的篾匠，从不直接帮我做，只蹲在一旁看。直到我懊恼得快要放弃，把断篾扔在地上时，他才用手指点点我的头：“弯竹子，要顺着它的性子。你想让它往东，得先往西让一让劲。人呐，有时候也得让一让。”

我似懂非懂，捡起篾片，照着他的话，不再用死力硬拗，而是顺着竹纹，在火上悠悠转动。渐渐地，那桀骜的竹子，竟真温顺地弯成了一弧恰到好处的弯月。

绑十字骨架最见功夫。棉线要勒得紧，又不能紧到把竹篾勒出深痕。我最早绑的风筝，常常头重脚轻，一拎起来，脑袋就往一边歪。祖父便说：“找它的‘心’。东西都有个心，平衡了，就站稳了。”

他粗糙的手指捏住骨架交点，轻轻调整线的松紧，左右端详，像给婴孩把脉。忽然某一刻，他松开手，那歪扭的架子，竟稳稳悬在他指间，不偏不倚。我那时不懂，后来才明白，他找到的是支点，是让一切矛盾得以和谐共存的那个微妙的“度”。

糊纸是最快乐，也最需耐心的一步。刷浆糊要匀：多了，纸会皱；少了，粘不牢。纸要轻轻覆上去，从中心向四周抚平，赶掉每一个气泡。我第一只成功飞起的风筝，就是用一张写满字的毛边纸糊的。透过薄薄的纸背，还能看见反面我练字时歪扭的笔迹——“上”“大”“人”。这些墨字，便成了风筝隐秘的筋骨。

系提线是最后的点睛，是赋予风筝灵魂的一步。线拴在骨架的三个点上，长度要反复调试：太短，风筝冲不上去；太长，便在风里乱滚打转。祖父教我：拎起提线，风筝面应微微迎向你的脸，像一副渴望出发的模样。那根线，是牵扯，也是引导；是束缚，也是全部自由的来源。

终于等到一个有风的午后。风浩浩荡荡吹来，把麦苗吹成一片颤动的绿海。我举着风筝，逆风奔跑，不断拽线、放线……它跌跌撞撞，几次要坠下来，又被我猛一拉线救起。风似是懂了我们的默契，稳稳托住了它。它越飞越高，越飞越稳，渐渐融进湛蓝的天空，只剩一个小黑点。

如今看公园里孩子们放着从商店买来的鲜艳风筝，它们确实飞得很高、很稳。可我知道，有些东西，是飞不上去的。

那削竹篾时屏住的呼吸，那熬浆糊时升起的麦香，那绑骨架时寻找的“心”，那系提线时揣摩的“度”，还有祖父那句“顺着它的性子”，都沉甸甸地留在了地面上，融进了我的骨头里。

我成了一个捡风筝的人。在记忆的春风里，一遍遍捡起那只用旧报纸和童年勇气糊成的、歪歪扭扭的“瓦片”风筝。然后，顺着生活的性子，在风里，让自己一次又一次地飞起来。

线那头传来的力量告诉我：所有让过的劲、寻过的心、调过的度，都不会白费。它们，都成了托起我的风。

文/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