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在测量黄腊丙崖墓刻画。通讯员 张喜莲 摄

黄腊丙崖墓外壁的两人一马线刻画。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 摄

上一期，我们明确了三角镇乐兴村黄腊丙组崖墓群刻画组图中的高阳、干栏建筑，与僚人无关。在此基础上，本期做进一步溯源考证。

昆仑钦定西域地

汉武帝为什么会接受公孙卿“仙人偏好高居楼阁”的理论呢？原因在于他从建元二年（前139年）起，便开启了对神仙与神山的执着探索之旅。他曾走出长安向东登览泰山、嵩山，甚至抵达西汉已知世界的边缘界山——渤海碣石，却始终未见神仙踪迹。已然急切的汉武帝，如同七八十年前秦始皇命徐福携数千童男童女与大量物资出海寻觅长生不老药一般，下达了寻仙的死命令。《史记·孝武本纪》载：“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

眼看寻仙之举即将败露，机智的东方朔挺身而出。与那些盲目鼓吹神山的方士不同，为减轻入东海求蓬莱的压力，他在《海内十州记》中，将神山范围从东海扩展至北海、南海、西海，使四海皆有神山；还重点推崇海上昆仑为“西王母之所治也，真官仙灵之所宗”，并将这座“真仙隩墟，神官所治”的昆仑山置于西海，成功将汉武帝的目光从东海蓬瀛引向西方。

《史记·大宛列传》载：“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就这样，汉武帝在元封元年（前110年），将神山昆仑钦定于西域。

昆仑山的位置确定后，西王母等神仙的住所又是什么模样？不得不承接这一课题的方士们，又开始绞尽脑汁。

干栏崇风尚全国

据上海博物馆馆员、人类学家张经纬所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6月出版的《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文明的碎片》介绍，彼时汉王朝恰好完成了对东越、闽越、南越诸国的统一，南方的风俗与传闻令汉武帝无比着迷。一位来自越地的巫师，促使他修建了宛如仙境的建章宫。其前殿采用越式干栏建筑中木桩支撑的悬空楼阁形制，才有了高二十丈的三层高台结构。这一点在《史记·孝武本纪》中亦有印证：“上还，以柏梁灾故……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

汉武帝偏爱“越风”的喜好，被方士公孙卿看在眼里。他当即依据“仙人好楼居”的著名修仙理论，将那些由木桩或竹竿撑起、离地一人多高、宛若悬空的越式民居，拔高至堪比“昆仑仙居”的高度；还嫁接越巫文化中“仙境楼阁”的意象，向汉武帝描绘出普通神灵成仙后的居所——干栏建筑，这便是所谓的“神栖昆仑”。

在公孙卿的宣扬下，“神栖昆仑”的理论广为流传、深入人心。从汉代开始，中国民间墓葬中便涌现出无数精美的干栏建筑式陶楼与刻画，以此寄托汉代人死后升仙、得居理想居所的愿望。《海内十洲记》有云：“（瀛）洲上多仙家，风俗似吴人。”吴，即吴越之地，这句话也印证了当时仙居为干栏建筑的形象已根深蒂固。

既然神仙皆居这样的“高楼”，皇帝又推崇干栏建筑，在升仙信仰深入人心的汉代，先民自然不会在自己仙逝后的“居所”中，舍弃相关的器物与刻画。就这样，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汉代墓葬的刻画与陪葬明器中，皆少不了干栏建筑的身影。

综合来看，中国的干栏式建筑在汉代已完成“越人普遍住所→影响宫殿建筑→成为仙人居所象征→在全国墓葬中普及”的发展历程，不再是僚人等百越民族独有的文化符号。

侧柏寄寓长生愿

该组刻画的第三部分，是干栏式房屋左侧一棵造型简洁古朴的针叶树，通高60厘米，其中树冠高40厘米、宽30厘米。树干笔直，线条刚劲有力；枝叶繁茂呈纺锤形，叶片则做简化处理。

经与山东徐州韩山西汉早期崖墓、山东沛县栖山汉画像石墓、河南许昌县五女店征集的汉墓“上人马食大仓”铭文画像砖等汉墓中的常青树画像比对，可确定该崖墓线刻画中的树木为侧柏造型的常青树。

汉代人认为，饮用柏叶酒可祛病延年，因此柏树被赋予“仙药”属性，视作“不死树”，寄托着世人死后升仙的期盼。崖墓等汉墓中出现此类图案，寓意亦是如此。

历经两千年的传承与发展，在墓前栽种柏树的习俗，逐渐衍生出驱邪避灾、守护陵墓的实用功能，这一传统延续至今。

崖刻二人一马图

1908年，英国人陶然士调查四川乐山崖墓后，著《四川之墓葬》一文称：“（崖墓）洞口施以浮雕，多为汉代之车、马花纹。”这说明崖墓中伴生马图案的现象并不鲜见。例如本报2025年10月29日本系列考证第十七期所介绍的，刻有“延熹二年（159年）二月廿七日谢王四”题记的柏林镇长沟崖墓；以及中峰镇板桥村新屋基组柏树林崖墓群中，刻有“光和六年（183年）三月十二日▊▊为夫作石”时间题记的二号墓。

乐兴村黄腊丙崖墓群这孔墓的门外壁，右幅刻画为两人一马的组合，整体宽90厘米、高50厘米。其中马长60厘米、高40厘米；马前成人高40厘米、肩宽10厘米、腰宽8厘米，长袍底摆宽24厘米；马背上的小人高15厘米、身宽4厘米，双手平举宽12厘米。

这幅石刻画的直观画面为：一位与马齐高的成人，身着长袍、露出双脚，走在前方，腰间横挂一件向前上斜的竿状器具，另一只手似通过点状錾纹与马嘴相连，行进中回头张望；马背上站着一个双腿张开的小人，前手执缰绳，后手扬马鞭，透着初生牛犊般的勃勃生机。

要解读这幅刻画的寓意，首先需确定刻画对象的身份。汉代墓葬遵循“事死如事生”的理念，即逝者生前喜爱的器具、物品等，都会在墓葬中有所体现。

马革纹现军士形

该组刻画的整体画风统一，大小两人与马的躯干，皆以左斜与右斜的几组平行线交叉，形成重菱格连续纹。

马鞍垫仅需覆盖马背最高点的鬐（qí）甲并向两侧延伸，无需铺满整个马背，由此可见，这样的纹理并非指代马鞍垫，而更似马革。

在汉代语境中，“马革”与“裹尸还”紧密相连，语出东汉开国功臣马援的“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而组图中人物身上的马革纹理，还可能延伸指代铠甲。

综合判断，该刻画内容与战争相关，被马革纹理包裹的，大概率是战马与有一定地位的兵士。这与本报2025年11月12日、26日刊发的本系列考证第十九期、二十一期中，所介绍的石角镇溶岩村石梯岩崖墓群里刻有高浮雕骏马的右孔崖墓主人形象，有着相似的历史内涵。（未完待续）

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