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寻找黄腊丙崖墓刻画。通讯员 刘璨 摄

志愿者仔细查看崖墓刻画细节。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 摄

三角镇乐兴村黄腊丙组之名，据村民张强所述，源于民居右后方巨石上一段形似铧犁的石缘，初称“铧犁 ”。因綦江方言的儿化变音，再经口口相传的讹误，最终演变为“黄腊丙”。在这片崖石之上，共分布着六座崖墓，皆坐落于民居前方道路两侧的石壁间，当地人称之为“苗儿洞”。

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普查队员苏建行偶然发现，其中一孔崖墓的墓门外壁左右两侧，各有一幅以点状錾刻勾勒线条、再由线条组合成图的刻画。他随即将这一发现分享给“綦走发现”的志愿者。据了解，这批崖墓刻画此前尚未进入考古研究者的视野。

高阳映墓蕴仙意

2025年11月9日，志愿者队伍冒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徒步跋涉三个多小时，抵达黄腊丙组开展现场踏勘寻访。那座带有刻画的崖墓，呈穹窿顶形制，墓室空间较为窄小，长宽仅140厘米，四角高度75厘米，顶部中心最高处为100厘米。墓门设有两重门框，门框厚度达13厘米，外框高100厘米、宽105厘米。从形制规格与尺寸数据来看，这座崖墓在綦江已发现的崖墓中，实属极为普通的一座。然而，墓门左右两侧镌刻的两幅图案，却让它的历史价值实现了质的飞跃。

左幅刻画宽70厘米、高90厘米，由三部分内容组合而成。

第一部分位于刻画顶部偏右位置，即右上角一个直径25厘米的正圆，圆圈外侧的錾纹呈放射状线条分布。这个圆形图案的下端，与其下方的房舍图相距超过10厘米，同时与房舍旁大树图的顶端基本持平。从其形状特征与在组图中的布局位置判断，这一图案无疑是太阳的形象。

太阳图案现身崖墓之中，恰与《后汉书·冯衍传》收录的《显志赋》中“凿岩石而为室兮，托高阳以养仙”一句相呼应，而这句赋文，正是目前学界公认的关于崖墓的最早文献记载。

需要指出的是，冯衍生平从未踏足西南地区，其《显志赋》全文亦未涉及西南土著族群的相关内容，由此可见，他笔下所描述的崖墓，与古代僚人并无关联。

干栏古屋凌空立

第二部分图案位于太阳的正下方，是一座四脚架空的房舍，整体高50厘米、宽45厘米。从上下两部分近乎等高的比例来看，这座房舍具有鲜明的干栏式建筑特征。

房舍下部高约25厘米，由四根木柱支撑形成架空空间，未做封闭处理，内部空无一物。直立的木柱之上，铺设有木板，构成高25厘米的上部起居空间，这种设计能够有效起到防潮避湿的作用。屋内还刻画有生动的生活场景。

房舍顶部由两根斜拉的“人”字木、一根打底的天平大料，以及正中直立的腹杆，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民居典型的三角形屋架。“人”字木的两端伸出前后墙体，形成屋檐，既具备遮风挡雨的实用功能，又兼具古朴雅致的美学观感。

据内江新闻网2025年8月28日《保护文化遗产·我们在行动｜资中崖墓群：一石一棺藏着汉代密码》报道，在资中县重龙镇泥巴湾村的22孔东汉崖墓群中，曾发现干栏式建筑等汉代崖墓特有的仿木结构浮雕画像。

成书于公元554年的《魏书》卷一百一十记载：“獠者……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兰’，干兰大小，随其家口之数。”宋太宗年间编撰的《太平寰宇记》亦载：“今渝之山谷中有狼峱乡，俗构屋高树，谓之阁阑。”此处的“阁阑”，便是干栏式建筑。部分僚学研究者据此认为，干栏式房屋建筑是古代僚人族群的标志性特征。若依此推论，綦江、资中这两处带有干栏画像的崖墓，理应是僚人葬俗的遗存。

但事实上，资中地区的土著族群是曾参与武王伐纣的賨人（亦称蛇种巴人），这一族群直至东晋末年才逐渐汉化消亡。而僚人则是在成汉汉兴六年（公元343年）之后，才迁入该地区。此外，賨人早在秦汉时期便已掌握铁器使用技术，纺织、冶铁等手工业已形成较为规范的地方管理体系，商业活动亦初具规模，甚至能够向秦汉政权缴纳“賨布”作为赋税，其发展程度远高于仍处于刀耕火种阶段的僚人，二者显然并非同一族群。由此可见，资中那些带有干栏式建筑浮雕画像的东汉崖墓，即便不是中原移民的遗存，也应当是賨人留下的文化遗迹，与后世迁入的僚人并无关联。

干栏溯源七千年

事实上，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自新石器时代起便广泛存在的一种重要建筑形式。从考古发现来看，浙江地区距今约7000年的河姆渡遗址、6300年的马家浜遗址、4300年的良渚遗址，以及江西地区距今约5000年的清江营盘里遗址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出土有干栏式建筑的遗迹。

西周时期的湖北蕲春毛家咀遗址，清理出一处面积约5000平方米的木构建筑遗迹，遗址内发现直径20厘米的木桩280根，以及部分木板墙与平铺的大木板，其干栏式建筑特征十分显著。成都商周时期的十二桥遗址，则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处能够见到桩柱与地梁基础以上遗存的早期干栏式建筑遗址。

云南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有长脊短檐式屋顶的模型，这一形制代表了干栏式建筑的原始特征。据河南博物院副研究员武玮在《汉绿釉人形柱陶楼》一文中介绍，三门峡刘家渠M25汉墓出土的陶水榭，其底部便采用了干栏式建筑形式。类似的建筑模型，主要集中出土于河南三门峡、南阳等地的汉墓中，邻近的山西东南部与关中地区也有发现。而在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四川等地的东汉墓葬里，出土的诸多陶制干栏式建筑模型，除保留底架与木桩的核心特征外，陶屋的屋顶大多已采用悬山顶样式，这表明干栏建筑的基本形制，已与中原地区同期同类型建筑趋于一致。

正如战国时期的巴人盛行船棺葬，却并不代表所有巴人都是船工或渔民一样，干栏式建筑也绝非西南地区僚人独有的文化特征。

武帝慕仙筑高楼

战国时期诗人屈原在《楚辞·天问》中，留下了“昆仑悬圃，其居安在”的千古叩问。东汉文学家王逸为其作注时称：“昆仑山巅曰悬圃，乃上通于天也”，将“悬圃”特指为昆仑山顶的神仙居所，其中蕴含着金台、玉楼等诸多仙境意象。

西汉时期的《淮南子》卷四《坠形训》，对悬圃进行了更为详尽的描述：“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在中国远古神话体系里，“建木”本是上古先民崇拜的一种圣树，被视为沟通天地人神的桥梁。而在这段文字的语境中，“建木”则特指众神往返天地之间的天梯，也就是登临悬圃仙境的通道。

如此一来，本就指代空中仙园的悬圃，叠加了建木的神话意象之后，与中国南方云雾缭绕时节里的干栏式建筑，便有了形态与神韵上的双重相似之处。

汉武帝阅读《淮南子》之后，被书中描绘的昆仑神山深深吸引。由于这部典籍并未记载昆仑神山在现实地理中的具体方位，一心向往仙境的汉武帝由此开启了绵延一生的寻山之旅。他的身边，也因此聚集了一大批投其所好的方士，公孙卿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记载：“公孙卿曰：‘仙人可见，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见。今陛下可为观，如缑氏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且仙人好楼居’。”公孙卿称，秦始皇等君主虽也曾孜孜不倦地寻访仙人，却始终未能得见，其原因在于他们求仙时行色仓促、心不诚静。他建议汉武帝仿照缑氏城的规制建造宫观，在其中摆放肉干、枣果等祭品，如此便有望招致神人降临。与此同时，公孙卿还将“仙人偏好高居楼阁”的说法，灌输给了一心慕仙的汉武帝。

（未完待续）

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