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几乎每顿饭都离不开红薯，连请客吃饭也不例外。如果能碰上吃红薯稀饭，那就算得上是改善伙食了。在我看来，碗里堆着红薯块，米粒星星点点，叫红薯稀饭不恰当，叫稀饭红薯还差不多。吃着吃着，我就埋怨母亲：“妈，怎么不多放点米呢？”望着我消瘦的身体，母亲暗自叹气。

母亲也有安慰我们的办法，做饭时，她总会挑两个又大又光滑的红薯，埋进灶膛。我爱蹲在灶边等，看母亲添柴、拨火，一会儿后，红薯的香气混着柴火味儿慢慢飘出来，我的口水也流了出来。饭菜好了，母亲用火钳小心地扒开灰。她拿在手里，因为太烫，她在两手间倒腾。待冷些后，掰开来，金黄的瓤子烫得人直甩手，一股甜香扑到脸上，那是苦日子里最实在、最暖心的甜。

灶膛里的甜，是母亲给我开的“小灶”，还有一种公开的甜是跟着母亲去走亲戚。谁家办红白喜事，母亲就会带上我。我心里头打着小算盘，就盼着坐上桌，能吃上红薯焖锅干饭，还有那香喷喷的盐菜炒腊肉。

那焖锅饭，是按着六七斤红薯配一斤米的比例来做的。米煮到半熟滤掉米汤，锅底铺上红薯块，再把半熟的米饭盖上去焖。主人家从不会主动给客人盛饭，怕红薯多了得罪人，米饭多了又不够分。有一回，我自己跑去盛饭，心里想着多捞点米，一铲子下去，底下全是红薯！回头一看，好几双眼睛都盯着呢，我只好硬着头皮把红薯扣进碗里，再铲了薄薄一层米饭盖在上面。回到桌上，我放眼看去，别人碗里都是红薯盖着米，就我的碗里，红薯堆得像小山一样冒尖儿。

我飞快地把碗里的红薯塞进肚子，赶紧又去舀饭。可是，我还是去迟了一步，饭早没了，就剩一点红薯。再回桌上时，连盐菜炒腊肉也被抢光了。散席后，母亲把我拉到没人的地方，从口袋里摸出一小块用黄草纸包着的炒腊肉，叮嘱我：“快吃，别叫人看见。”我像是得了一件宝贝，分成多个小块慢慢品，久久不肯吃完。后来我才懵懂地看懂，席间那些老练的叔伯，为何第一碗总是浅浅的。他们飞快地扒完，便起身盛上扎实的第二碗，碗底是厚厚的米饭。我曾羡慕他们的智慧，却总学不会。只是还没等我学会，日子就已流转，这法子，也再也用不着了。

如今，大家不光要吃饱，更讲究吃好、吃得健康。可我们全家还是老习惯，隔几天就要吃顿红薯。无论是红薯汤还是红薯饭，一端上桌，全家都抢，还总埋怨：“怎么才煮这么点儿，根本不够吃！”

冬天街上飘起烤红薯的香气，总能让我想起母亲。想起她在灶膛边忙碌，往火星里埋进几个红薯。想起刚掏出来的红薯，烫得在两手间倒腾。那份苦日子里品出的甜，忘不了！

文/王治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