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阳嘉三年南郡巫县王师作”的崖墓。通讯员 张喜莲 摄

崖墓题记与尹珍的解读。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 摄

上一期，“重庆古道”群里，文史爱好者们再次就崖墓群上的“王县”字样展开讨论，认为“王”字形的字可能是“巫”的异体字——即由上方一横与下方“坐”字组合而成的“巫”字异体，两个“人”形刻成“∧”。由于崖墓中有画像的本来稀少，有铭文的更少，既有画像又有文字的少之又少，后人想要深入了解它难度极大，因此，我们决定拓展视野，本期将周边地区的崖墓纳入比对范围，进一步探寻真相。

现场证实是“巫县”

“重庆古道”群中的江子渔先生坦言，他在现场时并未留意到这一差异，如今只仅凭照片判断，尚不确定这个“∧”痕是照片阴影，还是原石风化形成的纹理。

10月19日，志愿者们冒雨赶赴南川区太平场镇。起初以为需清理崖墓外壁的青苔或积泥才能看清题记，没想到早有爱好者捷足先登，已将外壁清理得干干净净，题记的一笔一画都清晰可辨。我们只需拈去偶尔残留的几根松针，轻触石壁感受笔痕走势，再结合此前的分析，最终确认了江子渔先生对犀牛岗崖墓群题记的核心判断——“王县”的“王”实为“巫”的异体字，即由上方一横与下方“坐”字组合而成。

而雷劈石、犀牛岗两处题记中“王师”的“王”字，中间一横同样笔直，且竖笔“丨”左右两侧恰好均无“∧”形痕迹。这表明“王师”中的“王”字，确为本字“王”无疑。如此看来，“王县”与“王师”中的“王”字，乍看之下并无二致，细究起来却或许并非同一字。

需说明的是，綦江、南川这两镇三地崖墓题记，距今已近1900年，“綦走发现”仅是普通文史爱好者的聚合团体，并无笔痕鉴定的专业资质。但综合题记全文的语境与逻辑来看，将“王县”认作“巫县”，仍是目前贴合史实的最佳结论。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推断，这两地崖墓中提及的“南郡巫县”，大概率指的是匠人籍贯。网友“晓”也在留言中表示，“从地理位置上看，汉代的巫县相比如今的南川、綦江地区，更靠近中原王化之地。东汉时期的崖墓葬式本就属于汉人文化，若从巫县流传至南川、綦江，符合历史逻辑；巫县匠师参与当地崖墓开凿，也完全有可能。”

天马行空傍尹珍

有研究者认为，题记中的“南郡”并非实指行政区划，而是泛指“南域”，进而将其与贵州最早见诸文字、最先融入中原文化的西南大儒尹珍（79~162年）联系起来。尹珍曾师从《说文解字》作者许慎，学成后回乡传播汉学。

《遵义日报·文史周刊》2024年11月3日刊发的《飘逸自然纯厚天成——南川尹珍手迹刻石赏析略记》文更明确提出，“阳嘉二年王师作，直四万”这一题记，是尹珍的手迹刻石，还引用近年创作的《尹珍长歌》作为佐证。

《尹珍长歌》中写道：“洞窟一壁共九个，西高东低门朝南。七窟宝物作陪葬，事死如生比生前。欲求基业万世守，尤盼留名耀家山。请师题字居中窟，正是阳嘉第二年。作直四万藏何义，师心或指理念偏。爱惜民力方为本，殁后怀璧怎长眠。”该诗将雷劈石崖墓群的九座洞窟理解为“两窟葬人、七窟放陪葬品”，但事实上，“阳嘉二年王师作，直四万”的题记位于M5洞口上方。M5墓采用双门楣、平顶规制，明显低于崖墓中三层门楣、穹窿顶带藻井或四面坡屋顶的规格；其内部空间仅高0.94米、宽1.27米、进深1.61米，在整个墓群中显得十分简陋，墓主人地位显然不高。即便陪葬品不与墓主同穴，也应是从同一大门进入“豪宅”后分室布局，方便逝者“取用”，怎会将陪葬品分别放入不同进出口的墓室呢？

此外，《尹珍长歌》还推测尹珍因不认可豪酋的奢侈行为而拒绝署名，但尹珍本身已是豪族出身、名流之士，若不认同，完全可以直接拒绝题字；至于“汉代人没有落款意识”的解释，从本系列考证列举的崖墓题记来看，也与史实不符。

志愿者们认为，这种将题记归为尹珍手迹的判断，与綦江知县邓仁堃在道光中期竖立“汉儒尹珍故里”碑、南川知县黄际飞为“造”尹珍来南川设馆讲学的史实而于光绪五年（1879年）修建尹子祠的行为类似。早在同治六年（1867年）戴琛补修清代《綦江县志》时，收录的《参校沿革表说》就已辨明：“可知毋敛之非綦江明甚”“为光大吾邑起见，故不妨假借”，可见这类判断多是“感情大于理智”的结果。且在志愿者们看来，该处题记的字痕生涩笨拙，绝不可能是唐代《法书要录》认可的“秦汉以来120位著名书法家之一”尹珍的手迹。

“七孔石”里有八孔

在10月19日的现场探访中，志愿者“月岁情燃”“搬螃蟹”又在犀牛岗崖墓群右端岩壁空白处的七列题记中，辨识出前两列为“作世郭■七十，直十万五千。”其中，“郭”通“廓”，“世”是“式”的误写，“式廓”指事物的规模或范围；“七十”也是“七室”的误写，与当地人俗称此石为“七孔石”的说法暗合。直，通“值”。整句话的意思是：开凿这七孔墓室，共花费105000钱。

但现场清点时，却数出来8孔墓室，这又改如何解释？

志愿者“顺其自然”发现，中间有一孔崖墓的外层门框雕凿完整，内层两道门框只雕凿了一半，很明显是没有完工的“半拉子工程”。“行百里者半九十”，这一孔废弃的墓室未被计入总数，因此只算“七孔”，“七孔石”的名字大概率也由此而来。

另一种可能是：位于大石末端的那一孔墓室，洞口上方排水沟组成的圆弧内，逆时针刻有“寿山福海”四字，且四字围成一个中间正方形方框；字体为楷书，与汉代隶书风格截然不同。该墓室上部有“荷叶盖顶”雕刻，叶片脉络清晰；底部则由盛开的莲花组成扁长方台。从规整的笔画、协调的布局来看，书刻者显然具备不错的功底，这与渝南黔北地区其他崖墓题记中“笔画长短不一、粗细不均，甚至多笔少笔、杂乱无章”的特点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结合字画图案，以及该墓穴空间无法满足“仰面直肢葬”的需求等细节推测，这一孔墓室可能是“七孔石”开凿并得名数百年后，由隋唐以后的南川人所凿；当然，也不排除是后人二次利用原有孔洞时增刻的可能。

持续攻克“穿洞坪”

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穿洞坪崖墓群，分布在宽251米、高21米的石质崖壁上，共有37座墓室。本系列考证第二十二期，曾对文博馆员陈建军先生在网络上分享的“四普”（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题记照片进行过辨识解读；此后，志愿者们又接力攻关漫漶不清的后两列题记，虽仅勉强识读出四字，却对理解句意至关重要。完整题记可梳理为：“南郡巫县/男子熊师/等五人■/永和五年/■月十日/■■■■作/■■■万六千。”至此，全文可以理解为：南郡巫县的熊某等五位匠师，于永和五年（140年）在此凿崖墓，耗费“■■■万六千”钱。

参照东汉时期普通崖墓一穴约5000钱的造价（详见本系列后期考证），结合穿洞坪崖墓群“距地面最低5米、多层叠凿布局，需要搭架施工”的现实情况推算，穿洞坪崖墓群题记中的“万”字前面，应该是表达数值的字。整体造价可能在20万钱左右。

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