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观测崖墓细节。通讯员 方兰 摄

志愿者测量崖墓雕刻相关数据。通讯员 刘璨 摄

上期“綦走发现”文，依据石角镇溶岩村石梯岩崖墓群的单个体量、不可移动石棺、歌舞及骏马高浮雕等特征，推测其不可能是人逝世后才动工营造，提出了汉代崖墓大多数为生圹的可能。成都市新都区三河镇廖家坡东汉崖墓群的M3号墓中出土的永建三年（128年）《石门关》题记，以及永和三年（138年）的补记，为这个推论提供了明确的证据，并进一步推测了崖墓主人并非巴蜀土著。本期再进一步论证崖墓并非僚人遗俗。

随军入蜀安家业

翻开历史，更始三年（25年），刘秀称帝建立东汉，改元建武。‌建武十一年（35年）到十二年，刘秀伐兵灭蜀，统一全国，此时段仲孟的祖父至少已18岁以上。

“綦走发现”推测，段仲孟的祖父大概率是东汉灭蜀战争中的一位普通兵士，福大命大，未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后在蜀地娶妻生子，繁衍后代。

既然上期分析已否定了段仲孟祖父的籍贯是古东州，（即北海国，今山东青州、潍坊至莱州西部一带），那《石门关》题记中“段本东州”中的“东州”又指代什么呢？

其实，“东州”并非政区实体，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是古代对东方地区的泛称，多用于文学或历史记载中描述方位。

四川历史上，还有两个与“东州”相关的词语。一是建安初年，从南阳（今河南南阳）、三辅（陕西中部的长安、冯翊、扶风）一带流入益州（辖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及汉中大部分地区，治所在成都）的人口达数万家，当时称这些人为“东州人”；二是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首任益州牧刘焉入川，收编南阳、三辅等中原战乱地区的流民，组建了一支地主豪强军队，人称“东州兵”。

说明东汉时期“四川人”心中的“东州”，是包括西安在内的广义中原地区的泛称，也印证了此前“段仲孟祖父并非来自古东州地区”的判断。也就是说，段仲孟祖父来自中原。可《石门关》题记为何没有记载相对准确的原籍地点呢？

翻开如今巴蜀大地的家谱便会发现，无论是元明交替之际，还是明末清初时期，十之六七的家谱都记载祖籍为“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但湖广麻城只是弹丸之地，且并非交通要道，哪有如此多的人口迁往四川？要知道，古代大多数人寿命不长，初代祖先多无文化，家庭在长期颠沛流离中自顾不暇，加之父祖早逝导致家族信息灭失等原因，人们只能人云亦云，附会“麻城孝感”这一说法。何况是一千多年前的东汉时期，家族信息传承的难度更大。

从《石门关》铭文的信息来看，段仲孟是知晓自己父祖情况的。其祖父作为灭蜀军队的一员，即便身份普通，也算是有功于东汉大一统的，可段仲孟为何不在题记中为祖父留下一笔呢？“綦走发现”推测，段仲孟祖父可能因战事残酷与军队失散脱离，或在战争中思想动摇，悄悄溜号当了“逃兵”。为避免追责，段仲孟才没敢在题记上记录祖父的名字与准确祖籍，仅留下模糊的“东州”二字，既告知后人祖先由中原移民而来，也暗示家族从此在蜀地安家落户。

骏马主人再探讨

如本系列（十九）所述，石梯岩崖墓群右穴的高浮雕骏马并非升仙法器，也非生产工具，但墓主人仍选择让它与自己同穴。结合“段仲孟祖父随军入蜀”的推论，石梯岩崖墓的墓主族源，可能也是东汉时期驻守綦江一带的军士——他们在此安家，有的可能来自中原，有的或许来自蜀地其他地区，最终他乡变故乡。若墓主本人或其后代级别较高，配有军马，那么在崖墓中雕饰这匹骏马，便是情理之中的事。

但本系列考证（十八）中，曾依据石梯岩崖墓群仅有的两穴规格及石棺大小对比，判断左穴为夫墓、右穴为妻墓。可歌舞及骏马高浮雕刻画均在右穴，“女子与军马同墓”的情况，在常理上存在一定矛盾，这该如何解释呢？

不妨再核对4月21日的现场数据：不可移动石棺的内空长度，左穴为185厘米，右穴为165厘米。

古典名著《三国演义》里，但凡名人出场，都要报身高。比如：关羽“身长九尺，髯长二尺”，张飞“身长八尺”，刘备“生得身长七尺五寸”。就连公认身材较矮的曹操，也有“身长七尺”的记载，按现代尺度换算，竟高达2.3米，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东汉人个个都是篮球队中锋”的印象。可石梯岩崖墓群的两具石棺，怎么容得下这般“伟岸”的东汉男子呢？

其实在汉朝，一尺约合今天的 23.1厘米，《三国演义》中三国人物的“魁梧”，不过是古今度制差异导致的假象。按汉朝尺度折算，即便曹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在钟鸣鼎食中长大”，身高也仅162厘米。事实上，2023年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此处葬曹操》（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首席研究员、曹操高陵发掘项目见证者唐际根教授）一书明确提到，根据曹操遗骨的股骨测算，其实际身高仅约156厘米。

依据这一考古数据反推，大多数出身贫寒家庭的军士，因生长发育期营养不良，普遍身材偏矮，这才是历史事实。如此一来，石梯岩崖墓群中较小的右穴石棺，安葬一具成年男性遗体完全不成问题。在目前缺失墓主骨骼及随葬品性别鉴定的情况下，此前“右穴为妻墓”的判断，显然不够严谨。

左墓雕刻稍逊右

通过本系列考证（十八）介绍的相关数据可知，石梯岩崖墓群的左墓明显比右墓高大。左墓门洞内右壁离地约100厘米处，凿有一个梯形体壁龛，内侧长100厘米、高35厘米，外侧长98厘米、高53厘米，进深33厘米，推测应为置放随葬品的空间；另在转角处凿有一个倒置的三棱锥壁龛，底部三边各35厘米，竖向三边分别为95厘米、25厘米、20厘米，其用途目前尚不明确；此外，在墓口外还发现了直径10厘米的门栓洞。不过，左墓的雕刻相对简洁大方，与其他地区的崖墓相比并无突出之处。

左墓的亮点，除了“连垫棺枋都整体精雕、离地高达75厘米的不可移动石棺”外，还有梯形体壁龛下方的一尾浅浮雕鱼，鱼体长40厘米，腹鳍、尾鳍呈飞展状，宽度分别为25厘米、10厘米。从整体观感来看，这一雕刻虽有鱼的形态，却无鱼的神韵，且鱼头部分似鱼非鱼，或许另有深层含义，仍有待进一步考证。

对比本系列考证（十八）（十九）中介绍的“右穴内高浮雕图画技艺成熟高超”，左墓的雕刻水平明显低了一个层次。由此可确定，这两座拐角相邻的崖墓，营造时所聘的匠师必然不同，开凿年月也存在较大差距。

结合古代“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思考：若两墓为夫妻墓，夫墓理应占有更多资源，建造得更气派、更豪华。但石梯岩崖墓群的两穴中，左墓虽高大却雕刻简洁，右墓虽较小却富丽堂皇，此前“左穴为夫墓、右穴为妻墓”的判断，显然与情理相悖。因此，更有可能的真相是，两墓墓主均为男性。至于他们是父子、兄弟，还是其他关系，由于没有题记等可供考证的留存资料，或许已成为永远的谜团。但从石雕图画中毋庸置疑的汉风来看，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再次申明：这两座崖墓，绝非包括僚人及其前身族群在内的西南蛮夷的死后归所。

（未完待续）

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