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梯岩崖墓右穴门洞石壁上的高浮雕马。通讯员 梅艳 摄

墓口内隐略可见的高浮雕歌舞图。通讯员 张喜莲 摄

石角镇溶岩村石梯岩崖墓群内的歌舞高浮雕乐器，究竟是不是“筑”呢？那里还有没有同样精美的其他高浮雕呢？本期继续探究。

三处比对考究“筑”

通过“央视新闻”客户端《“渐离击筑”里的“筑”究竟是啥》，光明网《失传千年：曾侯乙墓惊现古代乐器“筑”》两文介绍可知，汉代的“筑”，细颈便于握持，粗端为音箱。两端各有五个弦孔，还有用着捆琴弦的弦枘（ruì）；通过竹片弹、拨、擦、敲、击五弦产生的振动，通过粗端的音箱发出并放大悦耳的声响。

再将曾侯乙墓和渔阳墓出土的“筑”与石梯岩崖墓里的乐器比较，它们都呈“上头细、下头粗”的独特形态。石梯岩崖墓里乐器的下头粗端左小部分，还能看到两道竖线，有可能是弦的写意表达；另三弦因为浮雕风化等原因而磨灭。

据《北方音乐》2018年5月刊发的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结题成果《古乐器“筑”研究综述》一文介绍，“演奏者一手持筑颈，一手执竹尺（竹片、竹弓）击弦，筑的一头着地。”石梯岩崖墓里的浮雕画像，虽看不出击弦的动作，但“持颈”与“着地”的特征，均符合上述描述。

箱体大小皆为“筑”

不过，在粗、细两端的比例上，不论是长度与宽度，曾侯乙墓和渔阳墓出土的“筑”，都没有石梯岩崖墓图案中乐器的差异这般彰明较著。前两者的箱体虽比颈粗，但容积较小；后者的箱体则明显粗而短，容量更大。

据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项阳教授发表于《音乐艺术》1992年第一期的《胡琴类弓弦乐器说》一文介绍，筑有楚筑、越筑、北方筑之分，其共鸣箱体也有大小之别。因此，不能以箱体的差别来否定该乐器为“筑”。

世人多知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却少有人知晓故事的后续更为悲壮。《史记·刺客》（列传第二十六）记载，当年击筑送荆轲的高渐离，接过了朋友未竟的事业。秦始皇登基后，高渐离远逃至宋子县（今河北赵县东北）隐姓埋名，后因击筑技艺闻名，被秦始皇召入宫中，身份随之暴露。秦始皇爱惜其才，却又难恕其罪，于是熏瞎了高渐离的双眼，仍让他击筑，久而久之便放松了警惕。

史载“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朴秦皇帝，不中。于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身负国仇友恨的高渐离，暗中在筑中灌铅；待击筑时寻得近距离接触秦始皇的机会，突然举筑向其砸去，最终失手被处死。此后，秦始皇终身不再接近东方六国的人。

从这一情节分析：若筑的共鸣腔灌满铅，显然会失去扩音功能；而要既灌上足够重量的铅以用于砸人，又不影响扩音，不仅需要共鸣腔足够大，铅的放置部位还需集中在一端。对比曾侯乙墓和渔阳墓出土的“筑”，石梯岩崖墓浮雕图案中的乐器，其共鸣腔更符合高渐离所用“筑”的特征。

综合以上分析，石梯岩崖墓浮雕图案中的乐器，有可能就是失传上千年的汉代 “筑”。更可确定的是：无论这一乐器的真实身份是什么，都不可能是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年）编撰《太平寰宇记》时，仍然处于“不解丝竹，惟坎铜鼓”低级发展阶段的僚人所为。

汉刻画像“綦”代表

石梯岩崖墓群右墓的门洞正对石壁上，凿有一个长60厘米、高30厘米的矩形方框；采用减地浮雕技法，浮雕凸出石壁表面约4厘米，塑造出一匹体长56厘米、体型健硕的骏马，正立于高7厘米、宽10厘米的马槽旁进食或饮水。工匠还巧妙地将竖边框与拴马桩、拴马绳融为一体。

此马堪称“侧看头直线，后看屁股齐”，头部轮廓从额部至鼻端呈完整直线，这正是《齐民要术》《司牧安骥集》等古籍所推崇的理想头型；其额部隆起、眼睛突出（隆颡蚨目），耳朵高耸、脖颈修长；从额头到颈窝的鬃毛，如密密扎扎的钢针般短而硬挺；背腰宽坦平直，脊柱粗大强健；臀部形态饱满整齐，尾根高耸上翘，宛如铁帚。

再观其四肢，可谓“远看一张皮，近看四肢蹄”，前腿舒展前伸，膝部向上突出；后大腿粗壮有力，马蹄如堆叠的酒曲（蹄如累麴），尽显此马在冲锋陷阵或长途突袭中高速奔跑时，所具备的异常强大的爆发力与耐力。

总体来看，该浮雕图案刀法简洁明快、流畅自然，以凹凸不平的大块面表现出马肌肉的密实质感与强健动力；马的腰围宽厚、躯干壮实，尽显粗犷奔放之态。相较于魏晋时期马画像“突出头饰、追求潇洒飘逸”的风格，此马的神韵更贴近东汉石刻中马的典型特征。连拴马桩与牵绳都有细致刻画，让画面更显古拙质朴。

据“綦走发现”考察，这是渝南黔北地区崖墓中首次发现的此类高浮雕骏马形象。结合本系列报道中对石梯岩崖墓群十八对不可移动石棺、歌舞高浮雕技艺水平的分析，这些附属石雕不仅体现出该崖墓石刻画像技法的成熟与全面，更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而崖墓的规格，亦能反映墓主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

综合判断，石梯岩崖墓群的刻画在渝南黔北地区的崖墓中独树一帜、光彩夺目，绝非当时綦江地区的蛮夷族群所能企及。

升仙信仰非“饮马”

可以肯定的是，汉代追求升仙的信仰深入人心。但若是这匹马想表达“引领亡人升仙”的寓意，其形象应是行进中的姿态，或搭配仙人、神兽、云气等图案，共同构成升仙场景，而此浮雕显然不符。

东汉辞赋家王延寿在《鲁灵光殿赋》中写道：“图画天地，品类群生。”其中“群生”，即指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与生灵。观察这一浮雕马，直观感受仅是一匹神态安详的马儿在悠然进食，这正是汉代人“视死如生”观念的映射。

这一“饮马”图，更多表达的是墓主人对马“忠诚陪伴、荣辱与共”的念念不忘，体现出二者生死相依的深厚情感。由此可推断：墓主人生前确曾拥有至少一匹对其而言意义重大的马，且这匹马极可能是他的谋生工具或身份象征。

回溯汉代的渝南黔北山区，物品转运主要依靠肩挑背驮，即便在如今不通公路的地方，若需运送的物资量不算特别大，这种方式仍在使用。马仅在修房造屋等建筑施工中运送材料，或进山转运竹笋等大批量季节性产品时，才作为临时运输工具。因此，马并非家家户户必养之物，也不是当地必备的生产工具。

马作为核心工具，主要体现在长距离驮运货物上，例如跨区域的马帮。但汉代的渝南黔北山区，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无需为了偶尔一次的山里山外货物交换，长年豢养闲马、耗费资财。

那么，该崖墓主人为何对马情有独钟呢？这一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

（未完待续）

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