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电视台当记者已有30余年，肩上的摄像机比我的孩子还早熟悉这个家的角落。它的重量，从最初压得我肩膀生疼，到后来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那是一种安心的、沉甸甸的存在。这重量，不只是几公斤的金属和镜头，更是三十多年的风雨、烟尘、悲欢与坚守。

常想起刚入行时老记者的话，“小子，记住，你扛的不是机器，是眼睛，是千千万万老百姓想知道真相的眼睛。”那时我还年轻，血气方刚，只觉得这话豪迈。三十多年后，揉着在洪水中被冷水浸泡过后时常酸痛的膝盖，我才真正嚼出了这话里的千钧分量。

这双“眼睛”，带我走过常人难以想象的路。

记得那一年，暴雨如注，江河倒灌。我跟着救援队的冲锋舟，冲向已成孤岛的村庄。家乡三面环水，抗洪救灾，本就是记者的使命。浑浊的黄水打着旋儿，水面上漂浮着家具、牲畜，偶尔还会陷入令人心颤的寂静。一个浪头袭来，冲锋舟剧烈摇晃，我半个身子都浸在了冰冷的水里。第一反应不是害怕，而是死死地把摄像机举过头顶，用身体为它撑起一片干燥的空间。镜头里，武警战士纵身跳进齐胸的急流，用肩膀扛起老人；满脸泥水的乡亲接过救灾物资时，双手止不住地颤抖。那一刻，我按下录制键的手指是僵硬的，但心却滚烫。恐惧？事后回想才觉后怕。可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把这里的一切真实记录下来，让外界知道，在洪灾面前，没有人退缩，大家众志成城，只为早日战胜洪涝。

还有那场山河呜咽的大地震，我们深入一线采访。余震不断，我们踩着瓦砾，深一脚浅一脚地往灾区挪。空气里弥漫着粉尘与消毒水混合的刺鼻气味，耳边交织着隐隐的哭泣与机械作业的轰鸣。在一处倒塌的校舍前，我的镜头对准了一位不肯离去的中年男人，他徒手扒着砖块，十指鲜血淋漓，嘴里反复喃喃着儿子的名字。透过取景器，我看见他眼里的绝望，以及一丝不肯熄灭的微光。那一刻，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几乎端不稳机器。但我必须稳住，因为这份撕心裂肺的痛、这份不屈不挠的求生欲，需要被看见。我要通过镜头，让更多人感受到现场的重量，从而凝聚起更多支援的力量。这从不是冷冰冰的记录，而是一份责任，一种见证。

但这份职业，也不总是被理解，且时常伴随着风险。

我曾因报道一起污染事件，接到过匿名威胁电话，话筒那头的咒骂不堪入耳。家人提心吊胆，劝我别太较真。我沉默过，可第二天，还是扛着机器出了门。真相，不能因为几声恐吓就缩回去。我也曾在一次紧急采访的归途遭遇车祸，车头撞得严重变形，万幸的是人无大碍。惊魂未定中，我第一个检查的，仍是怀里摄像机里的素材是否完好。同事说我傻，可我觉得，只要片子没事，这趟险就值得。

有过委屈吗？当然有。当你的善意报道被曲解，当你的客观陈述被贴上莫名的标签，当无数个深夜加班剪辑，换来的却是屏幕后不负责任的指责，心里难免会涌起一阵酸楚。但这份职业教会我的，恰恰是超越个人情绪的理解与坚持。我见过失去一切仍对生活抱有希望的灾民，见过在贫瘠土地上默默播种希望的乡村教师，见过无数平凡人在危急时刻迸发出的人性光辉。与他们相比，我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三十年里，镜头在变，从标清到高清，再到如今的数字化；时代也在变，传播方式日新月异。但有些东西，从未改变，那是对事实的敬畏、对现场的执着、对人间悲欢的感同身受。

我的镜头，记录过废墟上的新生，也记录过领奖台上的荣光；记录过市井小巷的烟火气，也记录过时代变迁的宏大叙事。它从不说话，却替我呈现了千言万语。

如今，我的两鬓已染上白霜，肩膀也不再如年轻时那般有力。但我时常想，只要需要，我依然会熟练地拿起设备，时刻准备出发。这个职业给予我的，远不止一份薪水。它给了我一个支点，让我能用这双特殊的“眼睛”，去凝视这个时代最真实的纹理，去传递温暖、叩问良知、守护正义。

如果时光倒流，让我再选一次，我依然会毫不犹豫地扛起这沉甸甸的摄像机。因为，记录时代，守望光明，是刻进我骨子里的信仰。我是一名记者，这就是我的路，一条用脚步丈量、用镜头说话的路，我走得无怨，亦无悔。

文/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