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六月，我参加初中毕业会考。七百分满分，我考了六百六十七分，成为全校三名获得中考资格的应届生之一。晚饭时，父亲沉默了，最后说：“读高中还要熬三年，师范出来就能当老师，算是把泥巴脚洗干净了。”最终，我报考了师范。彼时尚未懂得何为理想，只觉“稳妥”二字是对父母半生辛劳最踏实的报答。七月中考，我如愿以偿。

临行前一周，母亲告诉我，她和父亲要去重庆南方花园菜市场卖菜。“你住校了，我跟你爸，也想出去闯一闯。”她语气平静，眼中却藏不住忐忑。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无数农村家庭像我们一样，开始走向城市，寻找新的可能。金秋时节，我踏入綦师校园，父母也踏上开往重庆的长途汽车。

国庆节，我随父亲走进他们在南方花园的“家”。那是一间巴掌大的出租屋，灰墙斑驳，一床一桌几乎占满全部空间。菜市场喧哗潮湿，空气中弥漫着蔬菜的清甜与水产的腥咸。我家摊子缩在最里侧，母亲利落地拎起沾着水珠的青菜，笑道：“好些饭馆都找我订菜，你安心念书。”她撩起围裙擦手时，我瞥见她手背裂口上贴着的胶布。此后两年，我每月来一次。每次见到父母，他们的手就更糙一分，脸上的皱纹也更深一些。

在綦师学习三年后，我毕业了。被分配回母校村小任教，学校里只有我一人住校。放学后，偌大校园只剩梧桐叶沙沙作响，寂寞如潮水般淹没黄昏与破晓。深夜里，我常思考一个问题：同学外出打工、开店，父母也在城里慢慢站稳，为何独我好像回到原点？

当了三年村小教师，我终于调进镇中学，日常生活方便了许多。父母也离开重庆菜市场，用积攒多年的积蓄在綦江县城买了套二手房，还开了家小餐馆。父亲坐在沙发上笑叹：“总算有个真正的家了。”母亲望望窗外车来人往的街道，轻声说：“哪天你能调进城里就好了。”她眼中满是期待。

那些年，国家发展日新月异，城市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农村人走进城市，安家立业。我家餐馆的生意主要面向进城务工的人群，生意还不错，慢慢在县城站稳脚跟。而我也在时代的浪潮中，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

就当日子一天天变好，2009年国庆节前，父亲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家庭的重担骤然落在我肩上，那些夜里，我把对父亲的思念化作文字，发表在QQ空间。没想到，一家报社的编辑相中《故居》一文，将它发表。后来，我又试投几篇散文，竟接连刊出。编辑来信说：“文字有根，有痛感，也有暖意。”因文字能力较突出，次年四月，我被抽调到县教委当综合文秘。年底，通过遴选进入綦江信访办，终于在城里有了一份有编制的工作。清明节时，我带上家人为父亲上坟。跪在坟前，轻声道：“爸，我回来了。我在城里落脚了。” 进城后，日子逐渐顺遂。儿子出生，哭声嘹亮，母亲抱着他，笑得眼泪直流；买了新房，虽然不大，但窗明几净；买了车子，日常出行方便多了……县城越变越漂亮，乡村发展也跟紧了时代的步伐。这几年，随着乡村振兴号角的吹响，村里的变化天翻地覆。土坯房变漂亮洋楼，泥巴路变水泥大道，家家通天然气和5G网络，小车停满院坝。逢年过节，城里人开车回来种菜晒太阳，体验田园之乐。

去年国庆回老家，叔伯聚餐，说起谁家又在城里买了房。我望着老屋后那片自留地，突然说：“等退休了，如果政策许可，我想把这老宅基地收拾收拾，修座小房子，回来住。”妻笑我：“从前拼死拼活要进城，现在倒天天想着回来。”我也笑了，略一思索道：“城里方便，是奋斗的地方；乡下清净，是归根的地方。”

从乡村到城市，再回望乡村，我像一条河，在时代的波浪中起伏辗转。经历过迷惘，也收获了成长。我的故事，不过是万千寻常人家中的一个，平凡而又真实。我们每一个人，在国家发展大潮中，为更好的明天，努力奔跑着，坚持着，既为安身，也为安心。

文/王治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