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綦江岁月里长存的英雄史诗
2024年11月29日 08:45:47 来源:本站原创 编辑:周铉 责任编辑:周禹 作者:
王良故居。摄/张绍国
中共綦江支部会议室。摄/张锦辉
石壕红军烈士墓。摄/刘潺
綦江,地处渝黔两地交界之处,控渝南门户,险要的地理位置,让它成为中央主力红军在重庆的唯一过境地。这里还诞生了重庆拥有明确记载的最早党支部,是著名红军烈士王良、邹进贤等人的家乡。红色在这片热土上,永不褪色。
地处重庆南部的綦江,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是重庆“南大门”,西南地区能源、冶金、齿轮工业重镇,中国农民版画之乡……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里也是一座红色文化积淀深厚的城市。红一军团司令部旧址、石壕红军烈士墓、中共綦江支部旧址、王良同志纪念馆等176处红色文化保护单位,都是它烙印在史诗长河里的红色勋章。
中央主力红军在重庆的唯一过境地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央决定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为了保证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严防川军进犯,1935年1月10日,红一军团在攻占贵州桐梓县城后,先头部队继续向綦江方向推进。红一师二团在团长龙振文、刘瑞龙和政委邓华率领下,攻占原綦江县羊角乡,扼守川黔交界的酒店垭关隘,监视聚集在九盘子一带蠢蠢欲动的川军和贵州盐防军。
1月15日,红二团进占羊角后,与刘湘二十一军模范师三旅八团一连相遇,立即将其消灭打散,并活捉敌人20多名。敌军连长姜金全带着残部40余人逃脱。战斗结束后,红军对俘虏进行教育宣传,在发送传单和宣传画报后全部释放。其中有个叫杨少荣的俘虏,系铜梁县人,听了红军的宣传教育,非常感动,决定立即回家,再也不给军阀卖命了。他把红军发的一张宣传画报揣在身上,结果在回家途中被军阀搜出,因此受到关押审查长达3个多月。而红军印发的这张宣传画报,也在审查杨少荣的档案里被保存下来。
红二团在羊角期间还留下了许多趣闻。当时,多数红军住在该乡大垭口一带,政委邓华等团部人员住在羊角街上枫香树旁边的一个土庙中。红军向农民购买东西都以银元和盐交换,群众见红军态度和蔼,买卖公平,很快便消除疑虑与红军打成一片。红军还攻克了封建地主和团防兵盘踞的獐子岩,并把当地王、曹、赵几家地主的100多石稻谷及腊肉、衣物等分给缺吃少穿的贫苦农民。
红军还派出宣传队在羊角街、观音桥、九盘子等地写标语、发传单,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当宣传队离开时,贫苦农民杜福生主动请求带路,红军宣传队怕连累他及家人,再三劝阻。杜福生却说:“你们是好人,是我们穷人自己的队伍,我心甘情愿为你们带路,我什么也不怕。”他坚持将红军宣传队送到贵州温水后,才返回羊角,结果被国民党地方保长加以“卖客”之罪杀害。
由于红军抢占了羊角这个战略要地,盘踞在九盘子一带的川军和贵州盐防军不敢轻举妄动。在敌军不知不觉中,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伟大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后,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1935年1月20日,中央军委制订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在四川宜宾与泸州之间北渡长江,与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会合。为了实施这一计划,中央军委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毛泽东等率中央纵队,从桐梓城北翻马陵岗进发赤水;另一路由周恩来等率红一军团,从松坎进占綦江石壕,造成佯攻重庆之势,以牵制川军兵力,然后转道赤水。
1935年1月21日早上,红一军团8000多人在周恩来及军团首长率领下,从松坎出发,经箭头垭于21日下午到达綦江石壕镇。军团领导机关和部分红军在石壕街上宿营,军团部设在街上禹王庙内,另一部分人继续前进,驻扎在石壕李汉坝一带。当红军到达石壕时,该地的敌伪人员和地主豪绅已然逃得精光,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并运用漫画、张贴标语等形式来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并揭露军阀和地主的罪行,还把一个喻姓地主的谷子和肥猪宰杀分给穷人。贫苦群众看见红军纪律严明,都把红军视为自己的队伍,开始主动攀谈。之后,石壕民间流传着一首歌谣:“石壕哪年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去很清静。不拿东西不拿钱,走时地下扫干净。”红军进驻石壕,形成进攻重庆之势,在实现战略意图后,第二天即迅速经梨园坝开往赤水。
当时,红一军团一师卫生队住在李汉坝漆树坪农民李树清家。李树清时年22岁,也不知道红军是什么人,只觉得这些人说话客气,态度和蔼、通情达理,主动让红军将10多名伤员安顿下来。第二天红军部队撤走时,因担架不够,请求把4名重伤员留下托他照顾,李树清毫不犹豫地答应。为了保证伤员安全,李树清一家先后把4名红军伤员背到山后的岩洞隐藏起来,后来人们就把这里称为“红军洞”。由于天气寒冷,岩洞潮湿,缺医少药,有两名伤员牺牲,另外两名伤势好转后先后离去。
在红军的影响下,年仅14岁,在松坎修建公路的綦江区永新镇乐胜村农民戴成富,不顾同行二叔的劝阻,晚上悄悄翻窗逃出参加了红军。此后,戴成富先后参加了巧夺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平型关战斗、百团大战、平津战役等作战,还给朱总司令担任过警卫员。
战争避免不了流血,在中央红军经过綦江期间,先后有5名战士牺牲。一名是在大部队撤离时,归还借用群众东西的红军司务长,他为掩护负伤的战士突围而落入敌手,惨遭敌人杀害;另有两名,就是伤重牺牲在红军洞的伤员;还有两名是到达石壕时因伤势过重而牺牲。如今他们的遗骸均迁葬在石壕红军烈士墓内。
红二团在羊角驻扎了5天,开国上将邓华对这段经历印象很深。1969年5月,时任四川省副省长的邓华将军,专程来到羊角乡凭吊长征岁月。他伫立在当年住过的那棵枫香树下,感慨万千地说:“当年我们从这里走过时很艰苦啊,我还记得,我住过的寺庙旁有一棵枫香树,我的印象很深嘞。”从此以后,当地群众也将这棵高大的枫香树称为“将军树”。
重庆最早的党支部诞生地
1926年1月24日,綦江地下党支部成立,这是重庆有确切记载成立的最早党支部,也是川渝两地成立最早的4个支部之一。究其原因,与綦江所处地理环境脱不开关系。
綦江扼守渝黔、渝湘交通要冲,紧邻重庆主城,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种特有的区位优势,使得它比其他地方更易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1921年10月、1922年夏秋,先后派出恽代英、萧楚女进入四川和重庆开展党的工作。在渝蓉两地读书的邹进贤等一批綦江进步青年,在恽代英、萧楚女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经由他们介绍,先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邹进贤等人回到綦江后,又发展了一批党员,这就为綦江地下党支部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綦江地下党支部成立后,仅隔一年,党员人数快速增加,綦江地下党支部也改建为綦江特支。到1927年春已发展到党员60多名,1928年党组织由特支改建为县委。
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壮大,綦江地下革命斗争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活动范围包括綦江、南川、江津、巴县、合江、习水等广大地区。其中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斗争活动就有10多次。
1926年春夏之际,綦江发生了一场惊动四方的大案——东溪米案。当时,綦江出现严重饥荒,毗邻贵州的东溪一带尤为严重,东溪恶霸和不法奸商与贵州军阀勾结,以“办军米”为名,将大批粮食运往贵州贩卖,并从贵州购回鸦片出售,人民生活水深火热。在此危急时刻,共产党员危直士、霍绍文根据綦江地下党指示,以“东溪公民分会”名义,一面呼吁政府救灾赈灾、限制粮价;一面张贴布告禁止贩运粮食出售,并组织学生上街宣传。4月11日,危直士、霍绍文等人发动东溪人民扣留了一批从东溪运往贵州出售的大米,并分给饥民。贵州军阀恼羞成怒,于5月3日率部队扑向东溪,抓捕了组织扣米的霍绍文等3人。次日,黔军将阻米出川的3名积极分子杀害,制造了震动全川的“东溪米案”。
惨案发生后,綦江地下党利用各种关系发动群众展开斗争,一方面召开各方代表会议,组织“东溪米案”后援会,呼吁各方支援;另一方面向社会各界宣传“东溪米案”真相,并在重庆《新蜀报》上披露“东溪米案”经过,揭露贵州军阀的血腥暴行。巧妙脱险转往上海党中央工作的危直士,也致信亲友,将自己变卖田产所得的1200元大洋用于营救行动。贵州军阀迫于社会各界的强大压力,在勒索了1200元大洋的赎金后,释放了关押的霍绍文等3人,最终,东溪地主豪绅勾结贵州军阀贩米走私活动被迫停止。
1929年夏季,綦江地下党领导开展了武装抗捐斗争,最终也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当时,军阀郭汝栋驻綦部队强行拉夫派捐,残酷压榨綦江人民。驻綦兵力不足300人,却要强索2000人的粮饷,且纵容部队奸淫掳掠,激起了綦江人民的强烈反抗。反抗由綦江团务委员会发起,后在綦江地下党领导下开展。在斗争中,綦江地下党发动和组织了1000多人的团练武装,经过周密准备,于当年9月中旬围攻县城,在与郭军10多天的激战后,终将其赶出了綦江。
回望綦江地下党组织的发展过程,期间不乏艰难险阻,譬如遭受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后的血腥镇压、1931年2月县委书记张龙泉叛变交出共产党员名单等几次大的破坏,但是党支部仍经受住了严峻考验。至1949年11月27日綦江解放,党员人数由1926年1月成立时的9人发展到358人,党组织则由一个支部发展为一个地级组织(綦南中心县委)。綦江境内就有綦江中峰特区和綦江县委两个县级组织,共计6个区级组织27个支部。而整个綦南中心县委下属则有58个支部,所属党员包括綦江、南川和津巴边区共计990多名。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涌现的綦江英烈
毛泽东同志曾作过一首充满革命豪情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里面写道:“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指挥红军活捉张辉瓒的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著名红军烈士王良。
1905年8月,王良出生于綦江区永城镇,1926年9月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并于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参加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并跟随毛泽东进军井冈山,参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在此期间,王良先后参加了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为保卫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立下了赫赫战功,历任连长、营长、纵队司令员、师长、红四军军长等职务。1931年,在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时,为表彰时任红四军第十师师长王良的战功,毛泽东、朱德特将缴获敌军师长张辉瓒的怀表和钢笔奖给了王良,两物后被珍藏在中国军事博物馆,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见证。
1932年6月13日,王良在率红四军奉命回师赣南根据地途中,经福建武平县大禾圩时遭敌匪袭击,不幸壮烈牺牲。两日后,毛泽东在江西会昌县永隆镇亲自主持召开王良追悼会,并称赞“王良是一个好干部”。聂荣臻元帅也在回忆录中写道:“他英勇善战,屡建功绩,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在闽南群众中传为佳话。”习近平总书记对王良短暂的一生也给予“英勇善战,屡建功绩”的高度评价。
无独有偶,另一位出生于綦江的烈士也名垂青史。翻开重庆地方党史资料,可以看到这样一封写给党中央和周恩来的书信:“邹游同志,对党忠诚,认识明瞭,理论清楚,有相当工作经验,有干的精神,也有干的方法,可参加常委工作……”这是1930年4月,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的李鸣珂烈士牺牲前寄出的。信中所说的“邹游”,就是中共綦江地下党组织创建人邹进贤,原国家主席杨尚昆曾表示深受邹进贤影响,称他为自己“革命的启蒙老师”。
邹进贤于1899年3月出生在綦江古南街道,在綦江地下革命斗争中,他先后组织发动了綦江赈灾运动、拒毒运动等。1926年5月,邹进贤同杨尚昆前往苏联参加学习。
回国后,邹进贤在江苏省委工作,次年4月调回重庆任四川省委巡视员,负责川东、川北地方党组织整顿、党员培训、武装暴动指导工作。那时,他频繁奔走于川东、川北各地,经常脚穿一双水草鞋,头戴一顶草帽,身上还背个挎包,跑遍了所负责的各个地区,大家都戏称他为“铁脚板儿”。
1930年5月5日上午,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浩池街39号召开常委会,不料内奸告密,招致国民党军警特务前来抓捕。在与敌人搏斗中,邹进贤不幸与另两名同志被捕。
被捕后,邹进贤交由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亲自审问。面对反动军阀的高官厚禄和残酷刑具,邹进贤坚贞不屈,令反动军阀大为不满。1930年5月7日,反动军阀以转移监狱为名,在巴县监狱衙门坝子前,将邹进贤等人杀害。
在长达数十年的艰苦奋战中,綦江还涌现出了许多革命英烈,包括1935年5月在磨盘山战斗中牺牲的闽浙皖赣省委秘书长王奇岳烈士,在黄埔军校被周恩来赞誉为“霍氏三杰”的霍步青、霍锟镛、霍栗如,红岩烈士明昭等。据初步统计,綦江在重庆地区有较大影响的革命英烈就有10多人。他们以自己的青春热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文/刘克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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