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服务志愿者正在查看龙登山示意图。

清乾隆《江津县志》卷十九《艺文》载《游龙登山》。

江津、綦江交界处有一座龙登山，地处綦江河左岸，其核心区属于江津区贾嗣镇龙山村，虽以864.2米的海拔赢得贾嗣最高峰的鳌头，但在渝南黔北的大山中并不出众。不过，其因皇帝登临而得名的传说，历代文人众口铄金，讲得绘声绘色，让你不得不信。

宋太祖赵匡胤，常登此山？

经查明万历九年（1581年）《四川总志》卷之九江津部分，“龙登山，治东百里，宋太祖潜时常登，故名。”这是因宋太祖登临而名说法，见诸史志的最早记载，距今至少有443年。其后的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四川总志》卷之三《山川》，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梓版、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再校《四川通志》卷二十三《山川》，均有基本相同的描述。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光绪元年（1875年）、民国十三年（1924年）《江津县志》，均沿袭省志，足见经得起考证。

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宋太祖，即陈桥兵变中黄袍加身建立宋王朝的赵匡胤。不过，此说经不起历史逻辑的推敲。北宋统一的过程，是在宋太祖赵匡胤乾德三年（965年），由将领王全斌率军平定后蜀（辖境包括今四川、重庆大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孟昶。翻遍北宋历史，其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没有到过西南地区的记载，连微服私访的可能性都没有，更何谈常登？显然，龙登山绝不可能因宋太祖赵匡胤来此而得名。

朱元璋丢玉玺，栖居此山？

龙登山下的綦江永新镇紫荆庙，还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

明洪武初年，朱元璋微服私访，路过山脚的渔茨溪，恰逢暴雨，溪水猛涨，不慎将皇帝玉玺掉入溪水中，玉玺瞬间就被冲得无影无踪。官凭印，没印就做不了皇上。他只好先就近上山，边做和尚边寻印玺。

不久后的一天，渔茨溪边的胡渔夫运气特别好，第一网下去，收网时越收越重，“看来今天搞到着了！”胡渔夫满心欢喜地自言自语道。渔网拉上来之后，却只有一条大红鲤鱼。“一条鲤鱼，再压秤，也不可能这么重呀？”胡渔夫满腹狐疑，抱起这条鲤鱼，“往日打上来的鱼，更大的都有，哪有今天这样沉甸甸的手感？”

打鱼还得继续，胡渔夫只好把鲤鱼放入溪水浅滩的竹编鱼篓中，又下了第二网。还未待收网，“哇”的一声传来，似婴儿哭泣。四周张望，并没有发现有人，“哇”“哇”“哇”的声音却不紧不慢，接连传来，仍然不知所出。胡渔夫更是惊诧，再无心打鱼，专注寻找声音来源。又仔细听了一会儿，方才发现，原来就是从放鱼篓的浅溪水里发出来的声音。

胡渔夫仔细搜查，这片浅溪，只有这个鱼篓。“难道这条鲤鱼有问题？”本就对鲤鱼超乎寻常的重量很怀疑的胡渔夫，又把鲤鱼抱了起来，仔细打量。这又发现，鲤鱼的嘴巴正一张一合，只是不再有声音发出。不过，滴滴水珠像人的眼泪一样，正从鲤鱼的眼睛里流出来，胡渔夫暗暗吃惊：打了几十年的鱼，还没有见识过鱼儿哭泣流泪，此事必有蹊跷！

胡渔夫不敢怠慢，急忙把鲤鱼送到了山上寺庙，是福是祸，都得让法师拿个主意。说来也怪，披着袈裟的朱元璋刚从胡渔夫手中抱过去，这条鲤鱼就不再流泪，正对着朱元璋的目光，嘴巴张得更大更圆，还发出道道金光，一闪一闪地，很快吐出一坨东西，朱元璋捡起一看，发现正是自己丢失的玉玺。面对朱元璋的封赏，胡渔夫不恋官、不贪财，只求皇帝金口御封紫荆太平。朱元璋随口封赠曰，“紫荆渔溪沟，天干水旱不歉收”，并提笔写下“吉地落龙山”五个大字，龙登山因此而得名，山上的寺庙也因此更名“龙登寺”。

同样的，这个传说也经不起推敲。朱元璋虽然是乞丐和尚出身，但他当上皇帝之前，根本就没有离开过淮西一带（安徽省的江淮地区），登基后也没有到过西南腹地。

建文帝朱允炆，逃难此山？

“久目寄遥情，今方促膝行。高深增素志，呼吸有新殸（qìng）。洞闭仙灵隐，岩崩古刻贞。悠然心会处，涧鸟隔花鸣。”这是清乾隆《江津县志》卷之十九《艺文》篇，收录的雍正癸卯（1723年）科江津举人，陕西咸阳县令潘治撰写的五言律诗《游龙登山》。诗前还有序文云，“兹山相传，以建文帝逊国后，经过得名。其东南之山有河滩名失印子，亦谓建文帝失玺于此，当日由蜀转黔入滇事。”又把龙登山这名与明建文帝朱允炆联系在了一起，并增添了一个叫失印子的地名来佐证。

确实，直到现在，云贵川渝都有不少有关建文帝经过或隐居的传说，比如沙坪坝区磁器口的前身龙隐镇、贵州安顺平坝县的高峰山、云南保山等。连清初历史学家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也有建文帝离京后，“附舟至京口，过六合，陆行至襄阳……十月……决意往滇”，次年元月抵达云南永嘉寺的记录。清张廷玉《明史·恭闵帝》（建文帝朱允炆谥号恭闵惠皇帝）“或云帝由地道出亡……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的记载，也为这些民间传说“背书”。

不过，潘治在诗序中也提出了疑问，“未可知，苐（疑为‘帝’的误写）踉跄出奔，形踪自应诡密，肯怀宝示，疑乎？故咏中不及且辨，以晓惑焉。”文化服务志愿者们也认为，虽然云、贵、川、渝有关建文帝的传说源远流长，所谓建文帝的“遗迹”也层出不穷，但都缺乏确凿的证据，只能是传说而已。即使建文帝出逃巴、蜀、黔、滇是真的，其逃亡时必易服隐名，怎么可能会让民间一路知晓？

为此，文化服务志愿者们按“龙登山东南”“河滩”等关键信息，追踪寻找。“晒谷沟背后的矮岗岗上小庙旁，有一墩像官印的石头，约一两千斤重，就叫石印子。”永新镇石塔村原支书，今年72岁的陈国强老人边说边翻开《祁阳陈氏族谱》，“我们入川始祖陈知礼，字现策，在清初自贵州遵义军民府龙塘塆（属今遵义市红花岗区新舟镇）迁蜀，住重庆府綦江县附里（含今古南街道原北渡乡、文龙街道原万兴乡，以及今永新镇、中峰镇区域）失印子坎上张家溪，地名旧瓦房……石氏妣，石公有琴，妣廖氏之女，殁葬失印子坎上新瓦房对面生基塆。”该谱民国十六年谱序中又将“失印子”记作“石印子”，充分证明，“失（石）印子”地名早在约四百年前就已存在。又由于綦江话中，“石”“失”同音，皆拼读为“se，入声”，当地文人将其雅化为“失印子”，又附会为朱元璋、朱允炆丢御印的传说。久而久之，有意傍皇帝声望的，故意捏起鼻子哄眼睛。懒得思辨的，就把这当真了。

在旧时，因为津、綦一带文人的认知水平受资料及时空限制，不可避免地诞生了龙登山的以上三个传说。（未完待续）

文图/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