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市总工会为反对日本进攻上海实行总罢工，上海沪西17家日本纱厂4万多工人组成罢工委员会和义勇军，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图为1月30日，上海罢工工人集会支援十九路军抗日爱国运动。

1928-193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的机关旧址。

1930年5月1日，为纪念“五一”劳动节，上海工人学生在南京路上举行飞行集会。图为散发传单后的南京路。

（上接《綦江日报》4月11日4版）

但狱中的绝食斗争在其他支部委员的领导下，继续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绝食第四天，在外面组织的呼吁下，有新闻记者到狱中进行了采访，狱中的党员利用这个机会，对国民党对政治犯的迫害进行了声泪俱下地控诉，引起了记者们的同情。绝食第五天，狱中的采访见诸报端，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正在外面军阀混战的阎锡山见后，非常生气。为了赢得政治资本，责成天津军警一定要注意后方的安全，后派阎锡山的亲信，天津公安局长曾延毅协调解决。

基于种种社会压力，曾延毅同意了狱中支部提出的八项要求，第一次绝食斗争在彭真、王奇岳等的领导下取得胜利。

第一次绝食斗争胜利后，1930年7月11日，王奇岳、李运昌、袁相鲁等二十余人由陆军监狱转到临时自新院。随后薄一波、徐彬如等也转入，临时自新院一共有三十几个人。

临时自新院，是国民党政府针对较轻政治犯而实行的一种改过监狱，其目的是为了粉饰白色恐怖，为其反动统治披上温情的面纱。这样的自新院山西已经设立，天津还没有。

当时党组织为了营救第三监狱的同志，让潜伏在天津特科系统的张友渔向崔廷献（天津市长）建议也成立这个机构。把当时第三监狱罪行较轻的三十几个同志收容起来，让他们悔过自新，实际上是要他们离开监狱，以便进一步营救。崔廷献采纳了张友渔的建议，成立了临时自新院，地点在奥租界（现河北区）的一座小楼里。

其时，政治情况发生了变化，蒋、冯、阎、张的军阀混战中，蒋、张合作，阎锡山为了保存力量，避免打仗，采用了和平妥协的政策，把北平和天津交给了蒋、张。这时候，张友渔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向崔廷献讲：“我们山西派要撤退了。我们是被蒋介石、张学良赶下了台的。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共产党移交给他们，让他们杀害呢？把共产党放出去，跟蒋介石、张学良捣乱，对我们山西派不是很有利吗？”崔同意了，于是王奇岳等同志被转到临时自新院。

1930年7月14日，按刑期被判十一个月的人该刑满释放。于是王奇岳等人把剩余的奶粉、鸡蛋等物交给了在押的犯人，准备出狱。但此时天津分院却认为王奇岳这些人在狱中参加了绝食斗争，是一种政治行动，不予释放。王奇岳等人已经出了监狱，却重新由公安局拘留。这次交给公安局的有十人，即詹大权、王奇岳、韩振明（卢福坦）、司福祥、左振玉、张小堂、郑明章、熊凤歧、刘振山、赵宝珍。重新收押后，王奇岳等人非常气愤，由詹大权、王奇岳代表大家不断提出质问，问他们为什么刑满不释放？后来，因为崔廷献接受张友渔关于政治犯的处理意见，公安局顶不住市政府的压力，过了一段时间才把王奇岳这批人放了。

王奇岳被释放后，当夜偕同李盛莲乘海船去上海。

四、协助少奇，上海领导工运

（一）初到上海，中央任职

王奇岳初到上海时，正是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的时期（见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

1930年5月，蒋、桂、冯、阎新军阀大战爆发，出现了对革命有利的客观形势。中共中央在李立三的实际主持下，认为革命形势已在全国成熟。于是，中央在6月11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提出了“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总方针。

在李立三实际主持下，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上海、南京等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并以严厉的组织手段在全国各地推行。

“上海是中央直接领导的，贯彻中央的精神也是最快的，6月13日，江苏省委就发出通告，提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组织广大群众的政治斗争，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通告要求上海、南京、徐州等中心城市组织产业工人大罢工，要求组织上海工人同盟罢工。7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江苏省委改组为总行动委员会，由李立三兼任书记。随后，在上海等地工人运动中多次举行飞行集会和示威游行等‘左’倾冒险活动。其中规模较大的有：7月16日的上海工人拥护苏维埃反对军阀混战大示威……这次示威前后25分钟，有32人被敌人逮捕。8月1日的‘八一’反帝大示威……这次活动也有多人被捕。除组织示威游行外，党和工会还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政治罢工和同盟罢工上。6-8月，上海先后发生了法商水电公司工人57天大罢工、闸北丝厂5000余工人大罢工、英商老怡和纱厂3000工人大罢工及浦东日华纱厂3600余工人大罢工……”“实行‘左’倾冒险主义的结果是，即使在斗争胜利的地方，党也脱离了群众。”（见《中国工人运动史》）

“在执行立三路线的3个月间，白区有11个中共省委机关遭到敌人破坏，党的基层组织和革命工会也遭到敌人严重摧残。”“工会成了党命令工人暴动的技术机关，工会独立工作系统完全被取消了，产业委员会变成了变相的党的行委……没有工会生活……所有产业工会都变成了空架机关”（见罗迈的《立三路线在江苏工作中的检阅，载《实话》，第9期，1931年2月7日）。

推行立三路线的结果，就是全国赤色工会会员人数急剧减少。

“1930年6月全国总工会统计时，上海尚有赤色工会会员2102人”（见《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3册第70页之《中华全国总工会给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报告之一部——赤色工会的发展概况及活动》，1930年6月15日），“到1931年2月统计，已只剩700人了”（见《实话》第9期，罗迈的《立三路线在江苏工作中的检阅》，1931年2月7日）。

在这样的背景下，1930年8月，王奇岳来到了上海。初，被安排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住在法租界北的四川路一幢房子内。为了工作需要，王奇岳与妻子李盛莲假扮有钱人，出门总是西装革履，一副阔佬阔太太打扮。

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和苏联顾问米夫，就经常来到法租界的房子里与王奇岳谈事情。他们来，李盛莲都会盛情接待，然后到外面放哨。这其中让李盛莲略感不适的是苏联人拥抱的“礼节”，每次米夫来都要行拥抱礼，让李盛莲很尴尬。

“这幢房子十分高大，家具摆设非常豪华，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一个月的房租好像要80块银元。为了和这豪华的陈设相配，我们夫妇也是一幅阔佬阔太太打扮：男的西装革履，女的绸缎旗袍。常来我家的有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和苏联顾问米夫。我特别害怕米夫，因为他每次一边叫我‘小鬼’，一边按苏联的习惯把我搂住，用大胡子在我脸上挨呀擦呀。这些人来后，我就在门外放风。”（见李盛莲《风雨八十年》）

而他们谈论的都是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和如何进行指导等问题。王奇岳由于在苏联学习过，并且有办《工人之路》的经历，对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有独到的见解，与米夫和向忠发的交谈也很顺利，通过交谈，王奇岳对中国的革命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二）抗日救国，领导工运

1931年夏，王奇岳受命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处工作。不久后的1931年秋，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此时，正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职工部，以加强对城市工人运动的领导。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央职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就这样，继天津一别，二人再次一起工作，王奇岳仍然是协助刘少奇工作，不同的是这次是从事工人运动。因为有天津共事的经验，两人工作无缝契合，迅速进入工作状态。

此时，工人运动的处境已非常恶劣。国民党当局的疯狂镇压，“左”倾错误带来的巨大损失，使工会组织一时陷于残破的状态。许多原来很有影响的工会组织，如法商电车公司、内外棉十三厂、海员总工会等，都垮掉了。全国总工会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机关。据《中国工会历史文献》，1931年10月21日，刘少奇和黄平联名上报的文件《给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委员会信——关于赤色工会的领导、组织状况及目前的工作部署》中有：“因为党的干部的调动，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人全部调换了，现在常委三人，连技术人员共七人”“中华全国总工会已拟定了三个月的工作计划，目前集中力量在上海组织反帝罢工，抓住几个重要的罢工。缩小机关，将工作重心放在企业中去，派人参加生产，检查支部，并注意推动支部工作。”同时“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报纸还未出版，但已预备油印出版。”

按照《工会工作大纲》，工会秘书处主要管理文书、会计、会费征收以及会内各种事务等。在人员缺少，任务艰巨的情况下，王奇岳在刘少奇的领导下，既当秘书长，又干具体工作。自1931年8月起至1932年冬的12月止，约1年半时间里，中华全国总工会共计发出报告、决议、宣言、评论、社论、给工友书等各种文件约70份。向上报告了工人运动的情况，向下传递了中央的部署，领导、指挥了工人运动，有力地支持和鼓舞了工人们的斗志。

就在王奇岳他们到中华全国总工会不久，上海发生了永安纱厂罢工工人被军警镇压的事件。

1931年12月，上海永安纱厂第二厂工人因向资本家要求发给花红和反对开除工人，于1931年12月19日怠工。资本家即宣告停工，并请国民党军警到厂威吓工人。次日工人到厂，军警不许工人进厂，开枪射击，打死工人四人，打伤和捕去十余人。针对这一事件，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931年12月25日，发出《为反对国民党资本家屠杀永安纱厂工友告全上海工友》，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勾结国民党军警镇压工人的罪行，呼吁“全上海的工友们，不要愁你们没有力量，只愁你们没有坚强的‘统一战线’，须知道上海八十万工人的队伍，是消灭资本家和国民党一切锁链的伟大权威！”号召“全上海的工友们！你们不要再隐忍和迟疑了，开除和屠杀的危机，说不定马上就要轮到你们头上，快提出你们的迫切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等。起来斗争罢！起来与永安纱厂的工友们站在一条战线上斗争罢！”继后，1932年1月8日，上海二十七家日商纱厂华工五万多人反对从本年起取消每月四天赏工；同兴、日华、公大、喜和等厂一万多华工为要求恢复赏工，反对开除工人，相继举行罢工。1932年1月17日，王奇岳将这几次罢工事件写进了他的《日商纱厂罢工潮》一文里，再次署名雨红，发表在1932年1月20日的《工运指南》第四期（第8页）上。同时，刘少奇在1月17日的《红旗周报》第30期上发表了《国民党封闭永安二厂工会及逮捕工人，我们应否号召工人反对？》的文章。

1932年1月28日，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立即遭到十九路军的反击，一场气壮山河的淞沪抗战爆发了。

中国共产党号召、组织上海工人阶级积极参加保卫上海的斗争。早在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就洞悉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的野心。按照中共中央的紧急通知，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932年1月17日发出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号召工农兵士学生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宣言》，号召民众自动武装起来，保卫上海，实行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

“一·二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旗帜鲜明地举起抗日大旗。1月2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宣言》，紧接着又分别在2月2日发出“二次宣言”和2月10日发出“第三次宣言”，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上海，号召全市工人总同盟罢工，以多种形式支援十九路军抗战。（未完待续）

文/张健 李忠朴 朱德贤    图/源自《綦江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