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天津监狱纪实》。

天津河北省第三监狱旧址（现已不存在）。

“首善里事件”后，1929年6月15日天津《益世报》报道了20多名共产党员被捕的消息。

遗存的第三监狱碉楼。

《北方红旗》刊登的有关天津河北第三监狱中共产党人绝食斗争情况报导的部分版面。

（二）喜结良缘，革命伴侣

（上接《綦江日报》4月2日4版）

最为严峻的是原顺直省委书记王藻文的变节，给顺直省委乃至天津市委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

王藻文是河北省张家口人，出身贫苦，在京绥铁路当过工人。经何孟雄介绍，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事铁路工运工作。1928年5月，由于党内当时有一个标准,强调领导干部工人化，王澡文因为工人出身担任顺直省委书记。然后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此人文化水平低，信念不坚定，存在着为钱而当官的意识，1928年11月被免除中央委员职务。之后在他工作期间，在顺直省委发生很多问题，而他却又屡屡制造事端，跟省委要钱，省委没给他，他就威胁要去国民党那里告发，当个人要求得不到满足后协同省委委员李德贵一起叛变投敌。（见“中旗网”《百年党史中的瞬间——击毙叛变的省委书记》）

1929年5月31日，针对王藻文、李德贵行为，顺直省委研究决定对王藻文、李德贵进行最后谈话，由省委派除奸队长郭宗鉴执行。当天晚上四点，由郭宗鉴找王、李谈话，王、李仍不悔改。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除奸队于是决定执行枪决。李德贵当场死亡，王藻文并未立即死去，被闻枪声而来的法租界巡捕截住。临死前王向巡捕揭发了事情的经过，随后死亡。这一事件当时人们称为“首善里事件”，轰动了天津。同一天，王藻文的老婆张健生闻讯叛变，凶狠地带着特务到处搜捕共产党员。

由于陈涤云、张健生的先后叛变，他们带着警特破坏了天津河东区委，抓捕到傅懋公(彭真)、阎怀聘、金城、张灿三等；又带领警特破坏了天津河北区委，郭宗鉴、李泽、田树勋、魏振华等被捕；随后又带领警特到一个省委机关住处，抓捕了詹大权。不久，担当“交通收发”重任的刘秀峰也被王藻文老婆指捕。刘秀峰的住所是省委接头和发行机关，是省委地下秘密活动的枢纽，负责往来人员的迎送，文件的收发传递。敌人在刘秀峰住处搜出了许多党的文件、宣传品和几个记事本；特务密探在住处卧底，等到两天，抓捕了省委秘书长叶玉文(王奇岳)。（见《刘秀峰风雨春秋》第46页）

王奇岳被捕那天，李盛莲记忆尤甚：

“那一天快到吃晚饭时候，王奇岳说要到收发室去一下就回来。平时他都是西装革履，那天穿的长衫、结果一去不复返。在家里一直等他回来吃晚饭，结果老不回来。后来组织部沈部长来我家和我一起等他直到深夜仍不见回来才离去。第二天我从一家小报看到被捕名单上有一个名叫叶毓文的四川綦江人,正是王奇岳的化名。”（见李盛莲《风雨八十年》）

（三）坚贞不屈，机智抗争

敌人对这些被捕的人进行严刑逼供。当王奇岳受审时，他自称叫叶玉文，刚从上海到天津来投考南开大学，途中临时结识一个朋友，介绍来此处（指收发室）找一个暂住的地方，与此处的人毫无关系。虽然陈涤云指认王奇岳是省委秘书长，但王奇岳坚持说自己从来不认识陈，是陈乱供害人。因此，敌人对王奇岳反复施以酷刑，王奇岳几次昏死过去，但王奇岳表现非常坚强，“全身都被香火烧遍了并未招供”（见《刘秀峰风雨春秋》）”，什么也没有说。

王奇岳的坚强不屈，就连当时天津市公安局侦缉队长也感叹：“郭宗鉴、叶毓文是好样的，硬骨头，受了那么多刑，什么都不说，兄弟佩服。”（见彭德：《革命气节的严峻考验》）

同时，金城对王奇岳在狱中不畏牺牲的一面也有记述：“在公安局关押期间，敌人对我们刑讯逼供，然而大家并没有屈服，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表现最好的有郭宗鉴、叶毓文等同志。……叶毓文始终不承认自己是省委秘书长的身份，他也死过去好几次。”（见金城：《共产党人威武不能屈》）

敌人见王奇岳坚持否认自己是顺直省委秘书长，拿他毫无办法。一方面王奇岳到天津工作不久，一切行动非常隐密；另一方面与陈涤云很少接触，陈涤云对王奇岳的具体住址和家庭情况等详细信息也说不出来，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王奇岳的身份，所以，敌人只好把王奇岳作为嫌疑犯处理。

1929年冬天，王奇岳等22人被移交给国民党河北省高等法院天津分院审理。王奇岳、郭宗鉴、彭真、金城等人聘请了由中共顺直省委暗中安排的地下党员、思想进步的律师作辩护人，利用敌人法庭作战场，充分揭露了敌人非法逮捕无辜群众，野蛮凶残地施以毒刑硬逼口供等罪行，激起了旁听席上正义的新闻记者和开明人士的愤慨。最后天津分院牵强地按“反革命暂时治罪法”第七条前半段条文将王奇岳、詹大权、卢福坦等十二人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随后王奇岳等23人(包括陈涤云在内)送往河北第三监狱(在天津市)前所(前所是拘留所，后所是正式监狱)关押。

天津第三监狱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堡垒，对政治犯在住、食、穿上采取了非人的虐杀政策，狱中生活苦不堪言。

监狱牢房很小，一间不足十平米，却有五、六个人甚至十来个人关在内。屋内只有一个大铺，只发给一床囚被，犯人只能抱团取暖。最糟糕的是夜间大小便只允许在屋内排放，致使屋内臭气冲天，卫生条件极差。

至于吃，更是食不果腹。三监共有各类犯人三千多名，煮饭时用一口大铁锅，一次下锅四麻袋小米，小米饭中常有很多谷子、沙子、老鼠屎等，发出一种难闻的霉臭味。每顿饭只有铜钱大的一块咸菜。天天如此，犯人身体受到极大摧残，有的甚至被折磨致死。

囚犯们自己的衣服一概不准穿，一律穿着监狱灰色囚衣，囚衣基本都是破烂的，简直像叫饭花子。囚衣冬天冷、夏天热，穿着非常不舒服。

监狱还不能看书、看报，不能私藏报纸，不能扎裤带。看守随意地打骂政治犯，稍有反抗则被关进“独居”。监狱当局还利用待处决的死刑犯人和无期徒刑犯人当“铺头”，来向其他犯人敲诈勒索。每个牢房都有这类人，在监狱当局庇护下，他们随意欺压其他犯人。犯人入狱后，必须先向他们交纳财物，交纳多的可以睡在床上，否则就让睡在冰冷的地上。勒索来的财物，“铺头”与监狱看守秘密分赃。

这样的艰苦条件，让王奇岳等政治犯非常不满，决定与监狱展开斗争。

首先，利用家人与外界党组织取得联系。王奇岳去省委机关收发室被捕那天，李盛莲在家等候他回来吃晚饭，一直未见人。晚上省委组织部沈部长来王奇岳、李盛莲家也等候到深夜，未见到人才离去。次日始知出了事，王奇岳已被捕入狱，李盛莲此时心中十分难过，并随即作了最坏的打算。不久，她被党组织调去“济难会”，作营救王奇岳的工作。王奇岳被第三监狱收监后，李盛莲以家属闻讯从外地赶来天津的名义探监。双方互相把监狱内和外面党组织的情况隐晦地进行了交流。以后按照监狱规定，每两周一次探视，就成了与外界联系的桥梁，让监狱的斗争与组织联系起来。

后来，随着斗争的胜利，李盛莲还可以送去一些法文书刊和当地报纸，以及一些吃用的东西。监狱看守人员不懂外文，只听说是外国小说，就未细查，哪知其中多数是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刊物。后来王奇岳等人利用这个条件，在开展斗争中，常用法语和俄语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看守人员听不懂，但是怕这些政治犯不轨，就叫喊：“犯人是中国人只准说国语，不准说外国语！”企图以此限制他们的活动。

（四）领导绝食，胜利出狱

1930年春夏之交，第三监狱相继发生恶劣事件：政治犯程秉义患病后因狱方不肯医治致死；左镇南（共青团干部），因为没有钱，受尽了“铺头”的侮辱和欺凌。身患重病后，“铺头”不许他睡在床上，强令他昼夜坐卧在马桶旁边。当他病重失去反抗能力时，“铺头”还点着了蜡烛放在他的脑门上，作为取乐，滚烫的蜡油不断向他脸上流，就这样，被活活折磨死了。

陈秉义、左镇南等人的死，引起了第三监狱政治犯的愤怒，他们纷纷团结起来，准备和监狱展开斗争。

1930年春，彭真、郭宗鉴、王奇岳经过秘密串连酝酿，决定秘密在政治犯中建立狱中支部，领导与监狱的斗争。支部书记为彭真，委员有郭宗鉴、詹大权、王奇岳、卢福坦。从此，第三监狱的斗争，在彭真、王奇岳等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为斗争的胜利提供了组织保障。

“领导这次斗争的是傅茂公、郭宗鉴、詹大权、叶毓文（即王奇岳）等同志，事先研究了对付敌人的办法。”（见左振玉：《我 要参加绝食斗争》

狱中支部通过研究认为：当下的局势，革命正从低潮转向高潮，全国在经历了蒋介石“四一二”反动政变和汪精卫“七一五”事件，对中共进行疯狂镇压后，全国人民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爆发出了抗议的声音，各类报刊、新闻对敏感事件的关注度也较空前。

同时，蒋、冯、阎正处于军阀混战的时期，他们一方面忙于正面战场的相互撕咬，另一方面需要后方的安稳。狱中支部于是决定：监狱的斗争要充分利用国民党相互之间的派系斗争，斗争要团结一致，斗争要取得监狱外党组织的支持，斗争一定要在合乎国民党的法律许可范围之内等这样的指导思想。然后以支部书记彭真和支部委员王奇岳、郭宗鉴等为核心，利用“放风”和其他场合，秘密串连，征求意见和宣传动员，在斗争的策略和方法上统一了认识，提高斗争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心。当时，监狱内共有四个号甬（即四大片），决定由彭真、王奇岳、郭宗鉴、詹大权各领导一个。每个号甬负责三间监房，以每间监房为战斗单位，由支委指定一名党员骨干负责本监房的斗争，上下密切联系。并确定了各号甬和监房领导斗争的候补人员名单，一旦谁被隔离，与支部失去联系时，由候补人员及时自动补充上去，继续领导斗争。

最后，在王奇岳等委员相互串联下，狱中支部集中大多数政治犯的要求，拟定了“改善生活待遇”“反对监狱虐待”“我们有生存权利”等口号，于五月三十日，以书面形式向监狱提出八条要求，要其尽快答复。这八条要求是：

（1） 改善伙食，吃大米白面，增加蔬菜。

（2） 除去脚镣等刑具。

（3） 白天开放监房门。

（4） 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和病人生活待遇，增加西医、西药（当时只有一名中医）。

（5） 准许购买和阅读公开发行的书报刊物。

（6） 增加家属探视次数和延长会见时间（原来一月一次增为每周一次，每次由三十分延长为一小时），遇有特殊情况，准许随时会见。

（7） 延长“放风”和运动时间。

（8） 发给被褥及日用必需品。

但这些要求却遭狱方无端拒绝，几度交涉无果后，1930年7月2日，高呼“争取生存的权利”“改善生活待遇”“反对虐待和压迫”“我们没有罪，有生活的权利”等口号，三监的120余名政治犯开始绝食斗争。

为了保证绝食斗争的胜利，狱中支部还将斗争计划报告给省委审批。为此，确定了两条联系渠道，一是省委指定通信处，约定用隐语或密写的信把绝食消息，通过狱中同情我们可靠的看守寄出；二是通过省委派人或狱中党支部选定的亲属，利用探监传递密信。王奇岳就利用李盛莲探监的时候，秘密地将斗争计划上报给了外面的党组织，为狱中斗争争取了政治主动。

六月中旬，正在加紧准备绝食斗争之际，魏振华同志因受狱中恶劣待遇的折磨，身患重病，得不到有效治疗，不幸去世。这进一步点燃了狱中绝食斗争的导火索，于是绝食斗争正式开始。

绝食斗争开始后，为了分化政治犯的斗争领导，监狱一边把他们认为组织绝食的主要分子关进单独牢房；另一方面把他们认为组织绝食的首要分子彭真、王奇岳、李光汉等22人，绝食开始的当天下午就被转移到天津陆军监狱，企图分化狱中绝食斗争的领导力量。

（未完待续）

文/张健 李忠朴 朱德贤    图/源自《綦江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