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服务志愿者兰兰攀援清理“立峰”题刻。通讯员 顺其自然 摄

志愿者跨过古桥寻找“立峰”摩崖题刻。通讯员 碧云天 摄

因为距今259年前的“立峯”摩崖题刻的发现，传出了清乾隆年间綦江县令张任佐的族人与“綦走发现”文化志愿服务团的一段佳话，让我们了解到张任佐祖孙四代13人，接力增订、注释明代杨慎《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的往事。本期继续追踪相关发现。

热捧两百多年

为《廿一史弹词˙注》，张三异付出了呕心沥血三十五年的辛勤耕耘。其第一个刻本，是在逝世十九年后的康熙四十九年（1701年）付梓行世，那时张任佐还未出生。稍后的雍正五年（1727年）在扬州付印第二版时，张任佐仅八岁，还在读书学习的启蒙阶段，但不影响几十年后，他重拾代代相传的张三异遗志，“杨先生放废滇南，时胸中忧郁，忠君爱国之心，无可寄，寄之歌词。一弹再鼓，隐寓夫劝惩来世，扶正人心之旨。予并续明词，俾无缺漏。惟是词意隐括，恐读者按词忘事，其于劝惩之旨，终觉展卷茫然。汝其综此两书，详注而急梓之，以公同好，可耳？”

张任佐为什么还要继续校注其父、祖、曾祖共12人，已经历经上百年心血的《廿一史弹词·注》呢？现存的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刻本中，张任佐留下了一篇《全史弹词后跋》。他不禁感慨，“先曾大父（即曾祖父张三异）读《明史》，复取三百年事迹作《弹词补》，不胫而走，天下与升庵并传，已历年所矣。行之久而版讹。先伯父大中丞公（即张坦麟）始行再刻，时在雍正丁未（1727年）之夏四月朔日。垂今又六十年，刷印繁多，字迹朦糊。欣逢圣天子稽古右文（考察总结古代经验，重视弘扬文化教育），备修四库全书弹词十一卷，亦列采核之末，其裨益后学匪浅鲜也。因不惮病躯，竭绵力，载越寒暑，鸠工而覆刊之。非敢曰前人纂史立言之心，藉以不朽。亦惟黾勉从事，以无陨先绪云。尔剞劂告竣，不禁怆然，谨跋诸简末。”既可见我们这位綦江县令严谨的学问研究之风，亦露出其祖孙四代累世盛德，辉光相承之传世豪迈。

《廿一史弹词·注》除前述主流版本外，曾多次异地易版。最近的一次大量组织发行是在民国二十七年（1928年），由中华书局印行。其后在国内，还陆续有复印的线装版和印刷版，在民间私下流传。自问世以来绵延227年，人们热爱的程度，可想而知。

禁令之下“偷生”

据了解，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乾隆皇帝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三十八年正式开始编修，四十七年初稿完成，五十八年全部完成，历时二十一年，成为康乾盛世在文化史上的具体体现。编撰过程中，乾隆皇帝借纂修之机向全国征集图书，贯彻“寓禁于征”的政策，下令编纂官员认真核查，凡被认为违悖伦理纲常、不合义理名教、讥贬满族先世、危及大清统治地位的，均在禁毁之列。从另一个角度讲，《四库全书》的编撰，也是一场禁毁图书的浩劫。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四月初一日，云贵总督李侍尧奏缴的二十五种禁书中，就有明代杨慎的《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和张三异的《廿一史弹词·注》两种。但张任佐接力校注时，主要处于编撰《四库全书》时的严管期间，为什么又得以付梓印行呢？张任佐的第七世侄孙张昌万认为，主要是因为南北两地政策执行上的差异。文化服务志愿者们认为，张任佐家族作为清廷统治秩序的受益者，理应有消除“违碍”（对清统治者不利）”书籍的自觉性。他之所以冒险校注再版：

一是杨慎著《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200多年来，版本凌乱流传已久，大有失传之险。张任佐将民族文化传承的高度自觉性，与维护家族数代心血成果有机结合，为了不埋没其曾祖张三异等前人挖掘原创的初心，“倘后之读史者不为昭揭，而使珠玉沉埋，謂非表彰者之责呼……用光剞劂庶不负作者苦心，并可为读史者之津梁矣。”

二是重新检索全书，对敏感词句进行“消磁”处理，确保忠诚可靠，尽善尽美。也如其叔祖张仲璜言，“君臣贤否，国运短长，在数十页内洵读史便捷法门也。”

不管是什么原因，张任佐参与的《廿一史弹词·注》能躲过历史浩劫，并不是偶然。因为弹词是一种曲艺体裁，起于宋元，发展到清朝，逐步走向了鼎盛时期。两三人，或琵琶，或三弦，说唱结合，文字贴近生活，大多很浅显易懂，叙事娓娓道来，唱词合辙押韵，人们喜闻乐见。而《廿一史弹词·注》，就是翘首文林书海的，富有极强生命力的弹词代表性作品。“弹词一书，义宗经传，词类风骚，自开辟以来，流传世代。”杨慎也因此被后人誉为“后世弹词”之祖。

“立峯”崇祀名宦

文化服务志愿者们继续追踪，在武汉市东西湖区专志人物志及张昌万提供的家谱等相关资料中了解到：张任佐，字立峰，号汝鸾，原名任夫，字学鲁，号宗洙，太学生。康熙己亥（1719年）六月初三子时生，乾隆己酉（1789年）五月十一亥时卒，葬南乡蔡镇乌石堡大站巷东首玉泉菴。娶湖广汉阳府知府胡具瞻（字晴峰）女。勅授文林郎。为官常以“刚直如峰”自譬。其事迹为《江陵县志》所详载。

遗憾的是近十几年来，张昌万等族人一直在挖掘寻觅先祖张任佐的著作文章，除前述乾隆五十一年再版付梓的《廿一史弹词·注》中，收录的《全史弹词后跋》外，仅有其与胞兄张任大共同校注，并在乾隆岁次戊戌（1778年）孟夏刊印的，被康熙皇帝封为“医圣”，明代与李时珍齐名的著名医学家万全的著作《养生四要》的《跋》。

他们在《跋》文中感叹道：

“医道也，仁道也。谓其本恻隐之心，而以救济为务也。忆自先祖通奉公（即张任佐高祖张士彦）抚藩中州，惟以活人为事，先考中宪公（即张任佐祖父张伯琮）继述前志，康熙壬辰年（1712年）增刻《万密斋书》行世，迨后出守陕之甘郡，板藏于家，予辈旋亦从公。”

“蜀中坊间，遂有翻刻，字迹舛错，今更朦糊。与万先生所箸书旨，多相刺谬。关人躯命者，良匪浅鲜。追维祖若考校刻之心，而何忍听其讹误至此耶。”

“用启原板，家藏近七十年矣，复为剑刷，俾习是书者展卷了然。先知所以养生，次知所以保命，继知所以广嗣、保产、育婴。是即万先生之功，也夫！是即先通奉公迹中宪公之愿，也夫！”

张任佐兄弟为民呼疾苦，解病忧的拳拳赤子之心，跃然出现！

也难怪，张任佐离任屏山县后，士民在伏盐镇建祠供奉，并勒碑以志不朽。后又在湖北宜都红花套建祠崇祀（一说崇祀名宦祠）。“辄自立碑建祠者，杖一百。若遣人妄称己善，申请于上者，杖八十。受遣之人，各减一等”，是《大清律》对“现任官员辄自立碑”“粉饰而假托于民”违法行为的惩戒。文化服务志愿者们据此推测，以上均为张任佐离任后所建生祠。但自古以来，给活人建祠都是慎之又慎的大忌，足见张任佐“人去后，万古清弦续政声”。由此可见，摩崖题刻“立峯”，字言其心志也。（未完待续）

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