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奇岳及夫人李盛莲、长女王化春。

1928年11月16日，中共顺直省委内部刊物《出路》创刊。

王奇岳在《雨华给中央的报告》中提供的牺牲人员名单。

（二）遭受破坏，独自坚守

（上接《綦江日报》4月1日4版）

首先，王奇岳向中央报告了湖北省委被破坏的情况：

“自少猷、泽鸿离汉后，常委仅雨华一人，技术工作人员，仅残留严重（会计兼保管）一人，住机关者三人（易素芳、李文玉、徐克峻），经理商店者二人（蔡杞人、唐晦吾）。然因叛徒四出拿人，均深藏不敢露面。其余交通、印刷等人员，则因散亡失踪，无从寻觅。省委与外县关系，则因旧的通信机关破坏，或收信人逃亡，新的通信处尚未建设之故，以至完全断绝。”“自此次事变发生后，敌人即继续整理冬防。故包探、密探、稽查、警察、叛徒等布满了旅店、茶楼、酒馆、车站、码头、马路、工厂、学校，稍涉嫌疑，即被逮捕。故恢复工作(如寻人、找线索等)，异常困难。武昌市委自张作宾、范金山反动后，所有干部人员或牺性，或逃亡，已频于净尽。汉阳则因此次事变失掉联络，断绝消息，至今仍未恢复关系。汉口在此次事变后，在硚口成立了一个C.Y.支部，内有一半C.P.分子，故在最近可划出一个C.P.支部。”（见《雨华给中央的报告》）同时王奇岳还将这次湖北省牺牲的党员情况报告了中央：在《雨华给中央的报告》中，王奇岳还把事变中表现不好的人的情况报告了中央，为保全湖北省委而努力工作：

“在此次事变中，表现最坏的，惟蔡杞人一个(经理商店即常委办事处)。当省委不能活动的时候，他即在外造谣惑众说：“省委都跑了，现在我是驻汉主任……”(刘子纲听着转告徐克峻的)。又在省委经济恐慌的时候，竟不愿意住省委指定的地址，而自由另租一间房子……省委碍于环境艰难，未予深责，只以好言开导，嘱其退租了事。省委命他探视某商店是否发生问题，他一方找别人去，一方向省委谎报去探者被捕，商店破坏。同时更藉此谩骂省委叫同学送死!使省委加紧恐慌(因某商店曾系住宅)完全停止活动……总之，他此次的一切言语行动，充分表现其动摇和有反动的可能。所以决定他不与新省委发生关系，以防他日的破坏。同时仍催促他迅速了清手续后离汉。”（见《雨华给中央的报告》）

同时王奇岳还将这次湖北省牺牲的党员情况报告了中央：

在《雨华给中央的报告》中，王奇岳还把事变中表现不好的人的情况报告了中央，为保全湖北省委而努力工作：

“在此次事变中，表现最坏的，惟蔡杞人一个（经理商店即常委办事处）。当省委不能活动的时候，他即在外造谣惑众说：“省委都跑了，现在我是驻汉主任……”（刘子纲听着转告徐克峻的）。又在省委经济恐慌的时候，竟不愿意住省委指定的地址，而自由另租一间房子……省委碍于环境艰难，未予深责，只以好言开导，嘱其退租了事。省委命他探视某商店是否发生问题，他一方找别人去，一方向省委谎报去探者被捕，商店破坏。同时更藉此谩骂省委叫同学送死！使省委加紧恐慌（因某商店曾系住宅）完全停止活动……。总之，他此次的一切言语行动，充分表现其动摇和有反动的可能。所以决定他不与新省委发生关系，以防他日的破坏。同时仍催促他迅速了清手续后离汉。”（见《雨华给中央的报告》）

在将湖北省委的情况向中央汇报以后，王奇岳还默默地维持着省委的正常运转，为以后的恢复重建保留火种。

他默默地将省委的各种关系线索、账项、文件、通信处及机关整理清除，以便移交新的省委。同时对于周边的同志，谨慎辨别，保持着高度的清醒。王奇岳发现徐树荣、胡怀明等属于动摇分子，他们的关系虽然被找到，但为防止将来省委被破坏，王奇岳并没有将他们的组织关系移交新的省委，任其他去。

在法荣廷到武汉后，他们在黄石港建立了两个商店，成立了一个支部。另外，在汉口，找到了几个市政工人的线索，准备建立一个市政工人的机关。

所有的一切，都为了保留湖北省委的重建打下基础，保留了希望，体现了王奇岳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面对困难的冷静和胆略。

（三）再度入常，无奈离开

1928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湖北省委。29日，下达了《关于湖北省委委员、常委、组织分工问题的指示》，决定实行复式组织形式，建立候补领导班子制度，以备正式班子发生意外不能行使职权时能立即有人替补负责。湖北省委设立一二线两套班子，第一套班子以夏文法、法荣廷、叶开寅、王奇岳为常委，夏文法为书记；另外再以吴致民、曹振常、周逸群、廖化平、关大顺、曹大骏为候补常委，曹壮父为候补书记。省委委员共15人，省委机关驻汉口，设组织部、宣传部、工委、农委、军委等工作机构。

新的省委成立时，王奇岳仍然任常委、宣传部长，这是对他第三届常委独自坚守的一种认定。但这届省委在组建时，并没有考虑到王奇岳当时具体的困难，他已经濒临暴露的边缘，实际上他已经无法到任。就在新的一届湖北省委成立前夕，1928年11月23日，刘少猷、余泽鸿曾给中央作了汇报，向中央具体反应的“关于湖北政治、军事、经济、党组织及省委遭受第三次破坏的情况”，其中，就有王奇岳情况危急的情况说明：

“目前尚在汉口的严重，王奇岳、徐克峻（女、易素芳（女）、李文玉（女）必须陆续调开，否则将成为以后破坏的导火线。其他除交代线索外，别无作用。”

……

“F、我们的要求1.派新人去替换奇岳等……”《刘少猷、余泽鸿给中央的报告》

对刘少猷、余泽鸿向中央汇报的情况，王奇岳在《雨华给中央的报告》中进一步地作了说明：

“(1)认识叛徒过半，不能出房门一步，完全丧失活动自由，无法工作。

(2)毫无社会关系及不熟习[悉]外县情形和道路，因此无到外县活动之可动[能]。

(3)四川口音，近来在湖北简直成了“共匪”和抢匪的标记，到处惹人注意。

(4)终日困守家里，至多一月即要被人看破或怀疑，以至于完全破坏。

(5)雨华到鄂不过三月，故知道的鄂中情形亦极有限，除将知道的情形尽量告诉荣廷外，已无多留必要。何况留下无异乎[于]保存一根破坏的火线呢!”

正是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下，王奇岳1928年12月初离开湖北，到达上海，所以，对于这届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一职，王奇岳并未到任，这是一次不得不进行的转移。

三、身陷囹圄，顺直方显本色

（一）辗转顺直，结识少奇

“顺直”是一个历史地名。清代在此设立直隶省和顺天府，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天津和河北三省市的区域，此后人们就用“顺直”来称呼这一带地区。

1927年4月，北方的奉系军阀在北京逮捕并绞杀了李大钊等20名共产党员，疯狂镇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活动，中共北方区委遭受严重破坏。

为解决北方党的领导问题，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顺直省委，代替北方区委领导北方党的工作。1927年6月中旬，中共顺直临时省委在天津秘密成立。8月1日，中共顺直省委在天津正式成立。

顺直省委成立初期，由于领导不力、叛徒出卖等原因，经历了两次改组，尽管如此，顺直省委内部还是思想涣散、派别纠纷严重，形成了党内棘手的“顺直问题”。

1928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派刘少奇以特派员身份接替巡视员蔡和森的工作，刘少奇抵津后遭到了王藻文等人的抵制与干扰。6月下旬，为尽快解决党内“顺直问题”，中共中央成立“中央处理顺直问题特派员机构”，由刘少奇、陈潭秋、韩连会（后叛变）为中央特派员代行顺直省委职权。由韩连会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刘少奇、陈潭秋则以中央特别处理顺直问题专员的名义常驻顺直省委。

为统一党内思想，刘少奇指导顺直省委于11月创办了内部刊物《出路》。从11月16日《出路》第一期开始，刘少奇署名赵启，先后发表了《客观环境很好，但是党没有出路》《怎样改造顺直的党》《错误观念的纠正》等文章，系统地指出顺直党内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1929年春，王奇岳来到顺直省委，化名叶玉（有的文章为毓）文，担任了省委秘书长一职。而担任秘书长一职的王奇岳与刘少奇由此相识，两人对中国革命的一些问题有共同的认识，故而产生了良好的友谊。对此，1951年9月28日，刘少奇在给王奇岳母亲的回信中，这样答复：“王奇岳确系党员，与我在天津、上海工作过。”

（二）喜结良缘，革命伴侣

王奇岳到了顺直省委，担任了秘书长。

李盛莲刚到天津时，起初住在省委书记卢福坦处，帮助他做些事务工作。后经组织介绍，王奇岳与李盛莲结婚。

“1929年5月，组织上为了方便工作，决定我与王奇岳结婚，安排我在秘书处工作。”（见李盛莲《风雨八十年》）

王奇岳和李盛莲虽然在1928年左右，都有在湖北革命的经历，但双方并未认识。一方面王奇岳到湖北时间短暂，加之白色恐怖严重，经常是深居简出，而党组织人员之间的相互联系，大多比较秘密和慎重，因此，当时的李盛莲并未与王奇岳认识。

“王奇岳以前是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但我不认识。”（见李盛莲《风雨八十年》）

“1928年，王奇岳同志是湖北省委宣传部长，我当时在湖北省委军事科作交通，并不认识他。同年秋，湖北省委被敌人破坏，我随组织部长曹壮父夫妇去上海中央重新分配工作，分我与王奇岳同志去顺直省委工作。由曹壮父同志介绍，我才知王是宣传部长。”（见李盛莲《回忆王奇岳烈士》）

但这并未影响王奇岳与李盛莲婚后的感情。在李盛莲的眼中：

“王奇岳长得很英俊。性格温和重感情。”（见李盛莲《风雨八十年》）

“王奇岳同志给我留下印象是一个很有知识有能力的好领导，他不仅能写会画，还爱好音乐，风琴也弹得很好，他的法文也学得很好。”（见李盛莲《回忆王奇岳烈士》）

所以，虽然是经组织介绍结婚，但并未影响两人感情，反而在共同的生活和工作中，感情迅速升温，成为一对革命伉俪。尽管，当年革命生活比较清苦，有时候甚至入不敷出，但有共同追求的他们，日子依然过得很舒心：

“地下工作十分危险，生活也异常艰苦。党组织发给我们每人每月10元钱，有时还不能保证，常常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盖。”

“我与王奇岳在共同的生活和工作中加深了感情，并对他过去的革命经历还渐有所了解。”（见李盛莲《风雨八十年》）

初到顺直省委的王奇岳，工作可谓千头万绪，一直比较忙碌。尽管新婚燕尔，但王奇岳依然每天早出晚归，致力于省委的恢复重建、发展联络等工作。这时候李盛莲则从协助卢福坦工作，改为协助王奇岳工作，担任了放哨、抄写等任务。

“我和王奇岳结婚后，他整天在外面奔波。我除了做家务事外，还在省委领导人接头和开会时放哨，有时用药水抄写重要材料、送信”（见李盛莲《风雨八十年》）

正因为有了王奇岳等同志努力的工作，从1929年春开始，顺直省委的工作有序展开，逐渐走上良性发展道路。

在顺直省委工作期间，王奇岳为人机警，极有胆略，在危险中往往能化险为夷。

有一次，他去一个联络点接头时，突然被敌人围住，一起被捕的有党员，也有一些其他嫌疑人员。他们被押到敌人的督察处听候审讯时，王奇岳趁被捕人群混杂之际，十分机智地把身穿的长袍马褂迅速脱下来，与一个卖油的小贩换了衣服。当敌人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押去审讯时，他在敌人面前态度很从容地自称是卖油的。敌人问：“你既是卖油的，为什么跑到共产党机关里去了？”他佯装不知情，并且语气很老实地答道：“我是去要账的呀！”敌人恶狠狠地反复逼问多次，他始终一口咬定是去收账的。敌人见他的穿戴确实像一个卖油的小贩，看不出半点破绽，于是对他训斥一顿，便把他放了。他出来后，穿过大街小巷，见无人跟踪，才返家，并迅速布置有关人员转移隐蔽，以减少损失。

就在顺直省委工作有起色之际，顺直省委也面临从未有的挑战。

1929年4月17日，由于叛徒告密，李光汉、刘思通、张凤文等七位共产党员被捕。同年5月，省委的信箱被敌公安局破译，交通员陈涤云被捕叛变。（未完待续）

文/张健 李忠朴 朱德贤    图/源自《綦江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