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小组组长朱克靖撰写的“每周报告表”。

中共湖北省委组织史里关于王奇岳任职的记录。

1928年11月23日刘少猷、余泽鸿给中央的报告。

1928年12月14日，王奇岳用化名雨华给中央的报告。

（四）转学苏联，成为党员

（上接《綦江日报》3月26日4版）关于旅莫支部学员间的“谈话训练”情况，第19小组组长朱克靖撰写过11份“每周报告表”，记录了1925年1月4日至3月28日期间的谈话情况。具体如左表：

从表中可以得知，“谈话”不仅仅是本小组谈，还要与其他组的学员谈。内容涉及方方面面，既有对理论知识的探讨，也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

王奇岳也积极地参与到这些活动之中，在现存的一些资料中，有王奇岳参加谈话训练的记载。据《聂荣臻年谱》，1924年12月22日，在小组记录关于团的训练问题，时任第十二组组长王奇岳的发言是“中国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革命”；1925年3月21日，在“团员一周报告表”中，聂荣臻“与傅烈、王奇岳、张善铭等讨论三民主义提纲”。

另据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资料532-2-121中“朱克靖的《报告表》（1925年2月7日）”记录：

1925年2月7号，王奇岳与19组学员稽直、赵秀峰、胡越一谈话，指出：“越一个性强，自信深，对团体工作不十分积极；赵秀峰表示有进步，但城府很深；稽直太注意俄文，研究无方法。”

再据中央档案馆馆藏资料“（1924.11.10）旅莫青年团支部对团员个人的批评结论”：第五组给王奇岳提的意见是：做事很热心负责，且有条理，肯活动，以后应注意说话的态度，并应注意身体。

这样的谈话训练，充斥着王奇岳的学习生涯，而他的组织能力、共产主义理论水平，也在这样的谈话训练中进一步提高，成为旅莫支部中较为活跃的学员。

（五）暂留远东，办报讲学

据《党的文献》1990第三期登载的《刘伯坚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六年旅莫（斯科）大事记》记载：（1925年）3月4日中共旅莫支部召开大会，王一飞在会上报告了中共中央的来信。信中要刘伯坚、王人达与第二组回国同志一起于4月3日离开莫斯科回国。根据工作需要，会议决定刘伯坚、王人达二人暂留，由李季达、王奇岳递补。刘伯坚在会上发言，他说：鉴于现时旅莫团体走了一部分中坚分子，为要使同志努力奋斗预备归国工作，因此执委会提出“预备归国”“维持现状”的口号。他要求同志们严守秘密，指出对西欧及国内通信都不要提及此事，并要各组组长严密检查信件。

为了使第二组回国的同志做好回国后工作的思想准备，旅莫党、团执委会联席会议和旅莫支部分别在3月27日和5月17日召开会议。作为支部书记的刘伯坚在会上对即将回国同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批回国同志最可贵之点是：“对团体忠实，已有理论与行动的基础，擅长下层工作”。同时，也“希望回国后要注意提高应变能力，要认清事实，多作预备工夫，在工作中注意调查研究，要虚心，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而要特别注意克服自己的缺点。”

回国前，莫斯科地方团执行委员会对回国同志进行了评价。在《中国共产党莫斯科地方团执行委员会对于回国同志的批评表》王奇岳的表中，第2栏“是否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和确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中，填写的是：“已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并且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第3栏“对于党的认识的程度？对党忠实否？对于党的一切问题的见解如何？是否站稳阶级和党的观点？有无偏见的倾向”中，填写的是“能站在阶级和党的观点上去观察党的一切问题，对于党认识明瞭且忠实”。第5栏“同志的关系”中，填写的是“诚恳，积极领导同志，且有领导同志的能力”。第10栏“在党的工作看来他的才能长处那一方面”中，填写的是“专于作教育及宣传的工作，并能做组织工作，且可以取得群众的信任，但缺乏政治手腕及煽动才能。”

就在王奇岳踌躇满志，准备回国施展自己的救国报负之时，经过海参崴时，他被当地的党组织留下来了。可能因他曾于1924年11月7日在《工人之路》（注5）上，以雨红的笔名，发表了题为《十月革命与中国》的文章，受到了读者的好评；也可能是组织上根据他“专于作教育及宣传的工作，并能做组织工作，且可以取得群众的信任”的缘故，故将其留了下来。自此，王奇岳来到海参崴，一工作就是3年左右。

在海参崴期间，王奇岳在远东华人、华工中很活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旅俄华侨史料汇编增补》一书的第381页记录了王奇岳当时的工作情况：“在经中共中央批准后，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成立了中共党小组。该组织成员有霍景良（在1927年被蒋介石杀害）、梁柏吉（现就职于中国苏维埃政府司法处人民委员会）、王奇岳（前任苏维埃党校中国部主任）等。”“1925年以前，该党组织的组长为霍景良，1925年以后为梁柏吉和王奇岳”。书中还有王奇岳多次参加“俄共（布）滨海省委员会中国部会议”的记录。

另外，王奇岳还经常在《工人之路》上发表文章。1925年7月15日，王奇岳再次以雨红的笔名，在《工人之路》上发表了《本报与通讯员》（相当于报纸的自我介绍）。7月23日，发表了《旅崴中国工人目前的任务》。7月30日，发表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到1928年7月8日，王奇岳离开海参崴前，发表了最后一篇革命诗歌《回忆》（相当于他在国外学习、工作八年的总结）。在海参崴近3年的时间里，他前后共发表了30多篇文章。

对于王奇岳在海参崴期间发表的文章，华东师范大学学者、《工人之路》研究专家吴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大部分是社论和时评，涉及到马克思论中国、巴黎公社教训、十月革命胜利、列宁生平著述、苏联正在探索的社会主义建设、远东中国工人的地位和使命等等，视野开阔，论说有力，其中翻译马恩列宁著作的文字，体现出很高的理论水平。作为苏联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员，他以王奇岳的本名，在远东担负党和工会的领导职务，从《工人之路》相关报道看，他是办报、演讲和广播宣传的好手，还做过海参崴中国工人五一俱乐部的主任，他在报上与读者工友一问一答，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既讲政策，也有人情。湮没百年“重新发现”的《工人之路》，揭开一段王奇岳和中共早期革命者不为人知的域外工作经历，而他个人最宝贵的八年青春时光，跨越万里山海，心怀故国未来，也从数万铅字里鲜明浮现。”

与此同时，王奇岳还到党校授课。据曾经在海参崴共产国际东方部妇女部工作的徐大妹（上海人）在回忆录里记载：在海参崴党校，“中国教师有刘伯青、王奇学（即王奇岳。沪语中“学”与“岳”难分）。”另外，王奇岳还担任了中国工人五一俱乐部的管理员。据1927年1月12日《工人之路》第172期，第二版刊登的《中国工人五一俱乐部的改选大会》消息：“本月九日晚七时，中国工人五一俱乐部开改选大会，选出主席团后，由郭玉昌同志报告俱乐部过去工作状况（其报告内容系事务问题，而且冗长、暂行略去）即着手选举新的管理员。”在新选出的13名管理员名单中，王奇岳名字跃然其上。

1928年，因国内急需干部，王奇岳欣然从命。1928年6月2日，即将离开海参崴的王奇岳看着异国的风情，回首8年的留学生涯，今终于要回到急需变革的祖国，不仅思潮澎湃。慨然写下诗歌《回忆》（该诗发表在1928年7月8日《工人之路》）：“革命潮正高，奋斗的路正遥，曼曼的黑夜岂能长？我收拾漫游踪影，我踏着血路——前闯，前闯！”随后，踏上了归国之路。

二、回国赴任，武汉初露峥嵘

（一）受命危难，进入常委

湖北，是近代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心区域，推翻封建统治的辛亥起义，就是在武昌举行的。然而，继1927年汪精卫的“七·一五事变”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是年底，桂系军阀进驻武汉，对湖北进行更为残酷的黑暗统治，湖北的革命环境逐渐恶劣，仅1928年一年，中共湖北省委就遭到了三次大的破坏。

1928年3月，因叛徒出卖，中共湖北省委遭到第一次大破坏。在这次破坏中，不仅省委秘书长任开国，省委常委夏明翰，省委党刊《大江》主编向警予，省委委员黄五一、夏桂林等相继被捕牺牲，党的组织从省委、市委机关一直到城区委、各支部基本被破坏。省委书记刘伯庄被转移到上海，省委不复存在。

4月中下旬，刚刚组建不久的中共湖北省临时委员会，因叛徒，又遭到了一次大破坏，临委书记黄赤光被捕牺牲，临委遂不复存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海参崴辗转来到湖北的王奇岳，受命进入新组建的湖北省委。1928年8月1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9人组成中共湖北省委员会，以刘少猷、余泽鸿、邓耀华为常委，郑耀华未到职，由王奇岳充任。由于当时的白色恐怖形势严峻，王奇岳在此期间先后使用了王雪卿、雨华等化名。

王奇岳这届湖北省委，是在党的“六大”新中央产生后建立的。省委通过认真领会中央精神，制定了“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工作方向必须坚决地从广大范围内直接发动武装，转变到加紧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日常工作的方向来”的方针，停止了原定的秋收总暴动计划，并对加强游击战争的领导、保存和发展苏区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在全部党的工作中实行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变。王奇岳根据省委精神展开了工作。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依然比较残酷，加之这届省委对前两次省委破坏认识不足，在派人接头的时候出了问题，湖北省委再一次遭到了大破坏。

（二）遭受破坏，独自坚守

1928年11月6日，湖北省委遭受到当年的第三次破坏。

“此次破坏在六日晚八时半起，先是黄广新（黄麻、广水、阳新）书记汪玉堂来汉，住鄂州大金台。原约定姓应，但汪来时用张，省委先派代秘书长张景初去接头，因姓名对不上，张不认识汪，乃改派军委秘书(只有他认得)董恕去接头，其时武汉适发生沙市杀抢案，当局查缉甚严，法界旅馆恢复检查，来查时张的态度怆惶，在其身上搜出交通网组织法，三人同时被捕。被捕后当即拷打，汪、董反动，当晚即大破坏，军委全部机关破坏。汪、董出街捕人，次日武昌市破获，被捕数十人，武昌市书记、汉阳特派员(住武昌)，省委外县通信处全部破坏……目前，敌人专用同志来捕同志，除此他们很少办法。乡间随时戒严，断绝交通清乡，来客要报告，每十里有卡子，有兵，大的乡村亦有兵住扎。异言异服绝难通过，动辄被捕，取保释放。即宜、沙亦是如此。至于屠杀之酷，不可言状。”（见《刘少猷、余泽鸿给中央的报告》）

之后，湖北省委，刘少猷、余泽鸿离开武汉，到上海去向中央汇报工作。而在湖北的同志，则因叛徒出卖，反动政府四处拿人，省委的交通、印刷等人员，都散亡失踪，无从寻觅。至于省委与外县的联系，因旧的通信机关被破坏，或收信人逃亡，已经完全断绝。这时省委常委只剩下王奇岳一人。

“于负责人X期人接洽是很无头绪的，因刘、余二人我到汉时，他们已离开武汉，只留下王雪卿（王奇岳）一人与我接洽，所有一切工作，完全停顿着。不但如此，而且武汉我党的机关都完全瓦解，只有一、二住所而不办公，并且不能久住，因房主发生疑问”（见《荣廷给中央的报告》）

对遭受第三次大破坏这一情况，湖北省委向中央写信进行了汇报：

“第三次大破坏，至今五日仍继续扩大。董恕等事后反动，在马路上捕人，代秘书长张景初为董咬定，将枪决。曾拷打甚严，恐不稳。此后所有机关，以连带关系，完全动摇，火车站检查，轮船来往的，均先一时停泊江中，不至□□□行检查，我们无法离汉，亦不能移动寸步。反动同志蝟集街头，布置很严，到组织C.P.支部，昨日被捕四十余人，目前仅余未葬之活尸几人。”（见1928年11月11日《中共湖北省委致中央信》）

湖北省委第三次破坏，是一次毁灭性的，省委组织几乎已经破坏殆尽。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王奇岳担起了省委唯一常委的职责，极尽所能地开展工作。在《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1928）中，有一篇《雨华给中央作的报告》（雨华就是王奇岳的化名），报告中详细地汇报了当时湖北省委的情况和他当时开展工作。（未完待续）

注5：《工人之路》创刊于1922年3月1日，是一份苏联党政机构主办的中文报刊。该报的编辑记者，大多是当时在苏联远东地区工作或留学的苏共和中共党员。据2021年06月21日“上观新闻”《珍贵党史资料新发现！《工人之路》“通过海外共产党人看中国革命”》：“从1922年到1938年，在《工人之路》存续的16年中，从半月刊发展为周刊，及至双日刊的四版大报，最高印数达到6800份。”“据目前初步研究，这份出版了一千多期，总字数超过2500万字的中文报刊，是迄今发现的办报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由中国共产党人参与主编的在海外发行的中文报刊，‘而且通过海外共产党人看中国革命，具有独特的视角’。”

文/张健 李忠朴 朱德贤    图/源自《綦江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