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溪赶水交界一带相关地名位置示意图（右岸黄色虚线为今东溪赶水辖区大致分界线）。通讯员 落子 制作

鱼沱“桐邑”“养生塘”题刻。通讯员 顺其自然 摄

本期又在上期论证宋代南平军城的具体位置基础上，接着论述推演“綦市（綦江）”地名的位置变化。

綦市位置：古代典籍说法不一

清光绪《四川綦江县续志》卷之一《山川》部分，《綦江水道考》中“今城南沱湾一带，为宋綦市，闻今县署”一句，却将綦市定位在城区沱湾。文化服务志愿者们追查古籍，明天顺五年（1461年）的《大明一统志》，虽有綦市记载，但并未对其定位。直到明成化十年（1474年）《重庆郡志》綦江县卷，才有“宋置南平军，今之赶水，与綦市相距九十里”的记载，通过与赶水的相对距离，就将綦市定位在今城区了。其后，明曹学佺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至万历四十一年间撰成的《四川名胜志》卷之十六《重庆府（一）》“县有南江（元代称綦江河为南江），发源夷獠之界，众溪会合至三溪（今三江街道驻地），自始通舟楫，行三十里至綦市，自綦市至南江口，流入大江”的说法中，通过三溪的位置参照，巩固了綦市在今城区的定位。之后的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川通志》、康熙十二年（1673年）《四川总志》等，均采纳此说。

但《四川名胜志》卷之十六《重庆府（一）》“綦江县”条目又载，“治南三舍溪关上有雁塔碑曰，此地南平军旧址，有綦市关。”综合清《綦江县志》卷之九“刘观堂墓篆，在赶水东二里许，居民宅后竹林内，去雁塔碑数武（武，泛指脚步），隶书刘观堂先生墓六字，序磨灭不可辨”“雁塔题名碑，宋南平军教授李梦铃撰，载《艺文》。碑六楞，字尚完好”，卷之十一落款为“南平军教授李梦铃”“南宋嘉熙元年（1237年）九月既望”的《南平军学雁塔题名记》等记载中相同的“雁塔碑”，以及《元史》南平綦江等处长官司（详2月21日“綦走发现”文“元代并存：南平綦江与南川县”）等信息综合判断，綦市肯定与南平军治所铜佛坝（川黔铁路赶水南站、北站一带）的距离，并不太远，不可能远在50公里外的綦江城区，大概率就在今东溪赶水一带。

再根据《舆地纪胜》卷第一百八十《南平军》“南川镇，旧怀化军南川县（綦江县前身，下同）。置南平军后，废为镇（后又恢复为县）。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准朝旨，将本镇移税务于大綦市收税”一句可知，南宋时是将南川镇的税务移到大綦市，而不是将南川镇移到大綦市。说明当时南川县（南川镇）治所与綦市是同时存在的两个地方，且空间距离相对较远，否则没有迁移或记录的必要。由此可知，綦市大概率也在今綦江区南部，与上段“在东溪赶水一带”的推论相符。

比对綦市位置的两个说法：城区说最早出现在明成化十年，并无其它相关典籍或古碑实物佐证，仅是江朝宗《重庆郡志》的一家之言，其后都是未见考证的引用。东溪赶水一带说有宋、元、明、清四代典籍中的官方文书、碑、墓等逻辑印证，更为可信。

对此，清《綦江县志》编辑罗星还在《綦市正谬》文中，作了反向推定，“盖綦江（镇）即綦市即南平……若今县治，相去百里，安能牵连两地而名以南平綦江长官司，且置彼时之南川于何地耶？”换句话说，如果綦江镇在南川县治所（即今城区），与铜佛坝的南平军城相距百里远，怎么可能“合而名之”，共同组合成一个新政区南平綦江等处长官司？且元代南川县与南平綦江等处长官司是同期并存的两个政区，前者一直属于重庆路管辖，后者另属播州宣抚司管辖。由此可见，綦市（綦江镇）更没有在南川县治所，即今城区的可能性。

开市贸易：綦江左岸两镇交界

“綦市”的具体位置又大约在哪里呢？

对此，虽然《綦市正谬》提出了“大綦市指赶水而言，本滇黔孔道”的观点，但随后又以“（南平、綦江）两地隔一水，故合而名之”一句，指出了大致方向——与南平军城铜佛坝一水之隔。铜佛坝的对岸，即是今綦江河左岸，赶水镇铁石垭社区与东溪镇尚书村的交界一带。文化服务志愿者们认为，《綦市正谬》中的“赶水”并不特指今天的赶水场，铜佛坝对岸上下游区域皆有可能。因为证据所限，罗星在清道光年间编撰《綦江县志》时没有进一步考证。

如前面几期“綦走发现”文分析，綦市并不只是为满足当地群众内部生活交易的需要设置，还要兼顾中原朝廷对西南腹地土著蛮夷族群施恩怀柔的羁縻需要。为确保安全，开市贸易选址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一是市场必须在官军绝对控制区域，不能离南平军驻地铜佛坝太远。二是避免叛乱蛮夷借交易之机攻打城池，就需要将南平军治所与交易场所有山、水或深沟、关隘等的物理阻隔。三是地块相对平坦，市场通道唯一，既能容纳交易的人流、物流，还要便于设关收税。

最理想的地块为两侧要么悬崖陡峭，要么深水阻隔，既可避免蛮夷借交易变抢夺的冲关财产损失，又要在谋反蛮夷借交易深入腹地攻掠时，能立即两头锁关瓮中捉鳖。

观察地形地貌，綦江河右岸，南平军城铜佛坝一侧无此条件。而铜佛坝对面綦江河左岸，上游的赶水场在佯渡河、松坎河、㑿渡河接连交汇处，地势开阔，道路纵横，左右两侧山头属缓坡台地，并非一夫当关的地形，安全性和税收都得不到保障。

再比对綦江河左岸下游，赶水北站对面，大约从赶水镇铁石垭社区小地名叫柑子林的地方起，经东溪镇鱼沱、太平桥，一直到东溪镇镇紫街火车站对面，左右两山收窄成约六七公里长的厢形峡谷，两岸绝壁陡峭耸立，右侧临河还水流湍急，中途仅有太平桥有古道通往贵州习水方向。特别是柑子林经鱼沱至太平桥段约三公里，既有与对岸铜佛坝类似的宽阔地块，还唯有南北通道，勿论上下，走私偷税，绝无可能。相比今赶水场所在地，更符合綦市所需要的这三个必要条件。

2023年4月29日，重庆市文物保护志愿者服务总队与“綦走发现”文化志愿服务团一行60余人，从赶水下场口起，顺河而下，现场观察、感受、找寻、比对、分析綦市最可能的位置。在鱼沱区域，经历代采石建房筑路及建国后特殊年代等毁坏的现存巨石上，还能看见“圣旨”“鱼帮罚贴晓众”“桐邑”“养生塘”“鱼沱晓论”“川贵两省綦桐二县交界补修”等清代摩崖题刻，诉说着此地曾经的熙熙攘攘。

据当地90多岁霍世文、85岁李先良等回忆他们前辈的口口相传，鱼沱一带曾经顺河建有两侧街房，店肆林立，还设有门关。最为著名的是骆家、聂家、张家、侯家的酒厂，其中侯永书的天然酒厂就有八个股东，可见规模不小。虽然以上均属明清及民国遗存，但至少可以看出，鱼沱在历史上确实存在担当集市重任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鱼沱集市的历史，可能可以追溯到北宋的綦市、到南宋末期及元代的綦江镇，文化服务志愿者们期待将来有一天，出现更权威的史志或考古成果佐证。

迁移固化：距今已有六七百年

到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即大夏天统元年），明玉珍裁撤南平綦江等处长官司与南川县，合并设置綦江县，綦江县名从此固定了下来。綦江逐渐成为了明清及以后城区的代名词。也就是说，早在661年前，地名“綦江”就从今天东溪与赶水两镇交界的鱼沱，逐渐转移到了下游约50公里远的县衙所在地，最后彻底固化了下来。

这类迁移固化，屡见不鲜。比如，地域名词“黔”，从战国到宋元，长达1500年以上时段，都指今渝湘黔交界区域。直到明清，才慢慢变为特指贵州。又如，明清时期贵州仁怀县有政区名丁山里，地名丁山坝，相邻的四川綦江县区域属安里管辖，建国后却被綦江的丁山乡、镇名继承，到现在人们一提到丁山想到的就是綦江。再如，涪陵区青羊镇，青羊地名原本在境内西北部涪陵往南川的古道上，因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挖出山岩石壁上镌刻一“牧羊图”而得名，后在此设置青羊乡，1992年合乡建镇时，青羊镇政府驻地定在六七公里外的原双石乡安镇坝，导致安镇坝地名逐渐被青羊替代，2018年5月26日，“綦走发现”团队去发掘考证乡土史地人文，向当地人问路时，必须特别强调是去老青羊。更如，今天的南川城，不就是在綦江县的前身南川县名，东移约七十公里后，另行建置而来的么？

赶水镇土台村，因两三百年前就已存在的土台场而名，民国25年（1936年）在此设置土台乡。1962年乡政府驻地迁往五六公里远的小鱼沱，后又在小鱼沱设置土台社区（现四周被洋渡村包围），出现了误认土台社区就是土台村的混乱。赶水镇政府文化干部刘明军说，“这就是正在发生的地名迁移”。

总的来说，今天的“綦江”之名，可能就是因为北宋起就在今东溪、赶水交界的鱼沱一带设立的“綦市”，发展演变、迁移固化而来。只是，一经失据，便无从查核。罗星也在清《綦江县志》中，对明成化十年起，误将县城认綦市，屡发感慨，“明人修志，仅以古綦市目之。以致误入《省志》。使二千年名胜，竟成湮没”“自昔人误传言，綦市远堕烟雾”“粤若南州治，汉唐己峥嵘。前贤弗深考，猥以綦市称。”

（全文完）

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