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一个村妇，见识浅薄，常年耕种劳作，皮肤没有红润的颜色，衣服没有时尚的款式，母亲最光鲜的，是脸上那抹春风一般的笑，它时时在我心里拂荡。

小时候，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很出众，每次考试我都很得意。然而有一次却只考了69分，我怀疑是不是老师批错了，对于从来不下90分的我，真够讽刺。老师要求家长在试卷上签名。那时候，村里的小学家长会开得少，在试卷上签名就成了老师和家长交流的一种方式。我像是蒙受屈辱和劫难，不敢向母亲汇报，于是摹仿母亲的笔迹，在试卷顶端写上她的名字。当我把试卷忐忑不安地交给老师的时候，还是露出了马脚。放学过后，老师负责地对我进行了家访。我躲到小楼上去，不敢听老师和母亲的谈话，直到老师离开后，母亲并没有对我说什么。晚上母亲给我煮了两个荷包蛋，舀了好几勺白糖，说学习费脑子，让我补补。我却像受了天大的委屈“哇哇”地哭了，上气不接下气。母亲也不骂，也不劝，等我哭够了，她打来热水，让我擦了脸，趁热把鸡蛋吃了。然后替我收拾好书包，催我早睡。自始至终，母亲什么也没有说。我心里愧得慌，宁愿她恶狠狠地大骂我一顿。当我泪眼婆娑地把眼睛睃向母亲的时候，看到她脸上挂着包容的笑，好像这次考试根本就不算，我的摹仿签名也没有罪过，或者老师从来没有家访过，我对于老师和母亲的欺骗都是臆想，母亲的笑让我恍惚、愧疚，继而释怀。

以后，我的考试无论多少分，总是第一个拿给母亲过目，哪怕她越来越看不懂题目，越来越说不清楚对错缘由，她的笑容，从不因为试卷上的分数而打折。

参加工作的第一年特别忙，周末也在学校备课写教案，很少回家。记得一个周六的早上，正伏案急书的我，听到有人敲宿舍门，打开，只见母亲手上提了几十枚鸡蛋，背上青红艳紫各色蔬菜，新鲜得像还在生长。母亲没有来过学校，而汽车站距离学校不近，我可以想象母亲一路乘车巅簸，负重从车上下来，一路询问女儿的学校，到了学校又一路询问女儿的宿舍，才风尘仆仆站到我面前的艰辛。“这些都是早上才从地里摘的，鸡蛋也是在隔壁王婶家买的，新鲜得很。”父母一向爱清洁，家里不喂鸡鸭，他们嫌鸡飞狗跳不卫生。母亲搁下背篓，把蔬菜取出，末了，又取出一小块熏腊肉，“你工作忙，洗干净的，做起来省事儿”。汗水珠子从母亲脸上淌下，“看你都瘦了，不管多忙，要吃胖点才好。身体好了工作才能好。”收拾完了，她坐下来看我写教案，看得认真专注，就像小时候看我写作业一样，尽管她什么也看不懂，脸上的笑，带着心疼与鼓励。

我记得那是一个槐花刚刚盛开的季节，槐香在母亲的笑容里春风沉醉。

后来结婚了，生孩子了，母亲又带着小衣小被来看我，她抱过孩子，用我们都听不懂的话与孩子交流，那一刻，她脸上的笑如我初生时候的笑，喜悦、怜爱，满含责任与担当。我和母亲走着同一条属于女人的路啊。

再后来，当我独自生活的时候，当我委屈消糜的时候，我都要回老家去看母亲，我不会向母亲诉说苦与乐，不会向她讨教生活的招数，母亲也从不问我关于生活或是工作的事情。我看母亲织毛衣，看她在地里给新下种的菜苗锄草，看她把晒好的豆角摘下来盛在大瓦缸里，看她把煎香的鳝鱼末拌在小猫的饭食里，她的脸上，始终挂着一抹笑，如微熏的风，将我心里的阴霾一一驱除。

母亲老了，笑容里多了几许深深的褶子，布满星星与点点，却干净清透，温和慈祥，给予我生活的信心与力量，直到她的暮年，我的暮年。

文/刘腊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