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四十多年的辗转奔波，去乡怀乡，离土恋土，思恋故乡，感恩故乡，梦牵魂绕，悲喜歌哭，故乡真有写不完的故事。

这不，盛夏回老家乘凉，到一个亲戚家吃饭，端上桌来一盆久违的糯包谷汤包儿，散发出的清香极大地刺激了我的味蕾，让我美美地饱餐了一顿，也勾起了我对包谷的许多刻骨铭心的记忆，于是信笔写开来。

在老家，没有人叫玉米，都把玉米叫包谷。尤其春夏布谷鸟“布谷、布谷”的声声呼唤，听起来就像是叫包谷，老家人把布谷鸟叫包谷雀，把包谷神化为上天赐予的神物。其实，玉米是明朝才传入中国的，我想，布谷鸟应早于玉米出生在中国的土地上，只是家乡人诗意地，神圣地赋予它这名字罢了。

老家在大山深处，平均海拔1300多米，地广人稀，基本上不种水稻，以包谷为主食。大集体生产时，我们生产队人平种三、四亩地，但广种薄收，平均亩产不到两百斤。春种、夏锄、秋收、冬藏，本是庄稼人遵循的自然规律，但那个年代，交通闭塞，科技落后，政策不顺，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一年辛苦下来，除了公粮统购，冬天没有多少藏的粮食，到了“神仙难过二三月”的季节，就要赊挪短借，吃糠咽菜度日，面带菜色搞生产劳动。糯玉米又香又甜，在山区能吃上是一种奢侈品。集体土地是不种糯玉米的，因为产量太低，也不好收割分配给每家每户。各家自留地很少，只能种一点尝鲜，有小孩无奶的，只好多种一点，用作小孩营养品。所以小孩能吃上一顿糯玉米汤包儿，那是珍稀佳肴，也许今天的人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

1971年，我有幸作为全乡四个升高中名额之一进入县属中学读高中，按照入学通知要求，每月要交八元生活费，三十斤粮票。我背着几十斤包谷，走了二十来里山路到公社粮站去换粮票，粮站工作人员说不行，至少60%的稻谷。我一听傻眼了，我们生产队田少，总共分百来斤稻谷，十一个人的家庭春节一过就没了。我就给工作人员说，我们山上主粮就是玉米，百来斤水稻过完年就没有了，既然要交水稻，那么洋芋、红苕、小米也应按比例给国家才合理。这一说他更不高兴了，好说歹说无论如何都不换给我。在走投无路时，急中生智，不知从哪里来的胆量，没有见过世面的山沟沟的娃儿，上门找到公社党委书记述说。公社党委书记听完叙述，找来粮管员说，这个地方玉米就是主粮，人家哪里去拿水稻换粮票？你带他找粮站把此事办好！粮管员带我到粮站才换了粮票，解决了入学问题。“仁者寿”，这位老领导八十多了，至今还很健康。后来参加工作后，有幸同他共事，说起往事都唏嘘不已。

由于独特的高海拔地理环境，种麦子收成差，家乡人都不种麦子，就种玉米和种洋芋，每到春来夏初的时节，就是生活难熬的日子。端阳节左右把种的洋芋吃完了，就吃糠咽菜，但这个季节是“牛上枷担水上堰”的农忙时刻，光吃菜叶无力参加劳动，于是就借粮度荒。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和大哥到低海拔的羊叉滩借包谷，十五岁的我背着几十斤粮食跟着他爬山涉水，走四五十公里路回家，到了离家还有大概十几公里路时实在走不动了，又累又饿的我忍不住放声大哭，大哥只好从我口袋中倒部分粮食出去自己扛着。清早从借粮户出发，天黑才回了家，回家后我就瘫倒在板凳上，浑身像散了架。

如今，家乡发生了巨变：村在林中、房在绿中、人在景中，有了“避暑胜地，养生天堂”之美誉。家乡人也不再以包谷为主粮，而是天天吃着大米饭。土地大部分退耕还林，绿化率达到80%，剩余的土地大多种上了糯包谷，每隔七、八天种一茬，一两个月内都有新鲜的。流行吃粗粮的城里人到此旅游避暑，休闲养生，争着吃满口生香的糯包谷，走时还要大包小包带回家享用或送亲朋好友。包谷真正翻身做了主人，乡亲们不再为包谷储存、销售、缺吃发愁了。

我也特地把家乡糯玉米购回，装满冰箱，隔三岔五作为早餐食品，它不光是口感好、营养优，而且除湿、帮助消化的效果明显，更重要的是糯玉米结满了我对故乡的思念，让我记住了乡愁，故乡永远在我身边。

吴国平